这首诗表达了失意文人对进入官僚体系的渴望、焦虑、怨恨、绝望。
首先是两个耀眼的榜样——金日磾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小儿八九岁的时候便封高官,佩双绶,令李贺羡慕不已。但是他没有这种幸运,双绶没有得到,头发倒白了不少。年华已逝,功名无望,不仅焦灼,还有失制和怨恨,借贾生之事发出。文人望获得帝王的垂青,获得垂青后仍旧可能好景不长。皇帝们是那么容易听信谗言。西汉十二位皇帝中,唯有文帝堪称睿哲,但他也难免听信小人诲言。贾谊终于被贬为长沙太傅,三十三岁即忧愤而死。而今又值寒食,杨柳播荡,昔日那些毁谤贾谊的无耻小人们虽然早已不在人世,洛阳城外的贾生墓却少人吊祭,呈现一片肃杀之景。这肃杀之感是贾谊之悲与李贺之怨相互碰撞的产物。
李贺也遭小人谗言的陷害,“家讳”问题就是缘于小人的告发。贾生毕竟曾获帝王垂青,曾经进入权力核心,也算“潇洒走一回”;李贺则被小人陷害得十分彻底:当他正欲一展宏图的时候,命运之门就向他彻底关上了。但他心中永远也放不下“蒙帝王垂青”的信念。“一夕信竖儿,文明永沦歇”,一旦相信了这些进谗言的小人,便会永远失去文明的政治。这是“为帝王师”价值的“反面论证”。获得垂青,建功立业,甚至“为帝王师”,是无数文人心中的一个“心结”。“解铃还需系铃人”,可这个“系铃人”却总是期盼不至——系铃人常常只管“系铃”,不管“解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