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这是透露恋人信息和相恋时地非常显豁的词作。上片先写对昔日恋情的悔恨，再写梦中无法看清情人的怨恨，足见作者恋情之深炽；下片说久别伤悲以至愁白了鬓发，煞拍两句想像在元宵在放灯之夜，对方也在悲苦相思，语极沉痛。全词意境空灵蕴藉，语言自然清劲，耐人咀嚼。
头两句揭示梦的原因，首句以想象中的肥水起兴，兴中含比。肥水分东、西两支，这里指东流经合肥入巢湖的一支。明点“肥水”，不但交待了这段情缘的发生地，而且将词人拉入到遥远的沉思。映现在词人脑海中的，不仅有肥水悠悠向东流的形象，且有与合肥情事有关的一系列或温馨或痛苦的回忆。东流无尽期的肥水，在这里既象是悠悠流逝的岁月的象征，又象是在漫长岁月中无穷无尽的相思和眷恋的象征，起兴自然而意蕴丰富。正因为这段情缘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痛苦思念，所以次句笔调一转翻怨当初不该种下这段相思情缘。
“当初不合种相思”中的“种”字用得精妙无比。相思子是相思树的果实，故由相思而联想到相思树，又由树引出“种”字。它不但赋予抽象的相思以形象感，而且暗示出它的与时俱增、无法消除、在心田中种下刻骨镂心的长恨。正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心头，又上眉头。”（李清照）“不合”二字，出语峭劲拗折，貌似悔种前缘，实为更有力地表现这种相思的真挚深沉和它对心灵的长期痛苦折磨。
“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三四两句切题内“有所梦”，分写梦中与梦醒。刻骨相思，遂致入梦，但由于长期睽隔，梦中所见伊人的形象也恍惚迷离，觉得还不如丹青图画所显现的更为真切。细味此句，似是作者藏有旧日情人的画像，平日相思时每常展玩，但总嫌不如面对伊人之真切，及至梦见伊人，却又觉得梦中形象不如丹青的鲜明。意思翻进一层形成更深的朦胧意蕴。下句在语言上与上句对仗，意思则又翻进一层，说梦境迷蒙中，忽然听到山鸟的啼鸣声，惊醒幻梦，遂使这“未比丹青见”的形象也消失无踪无处寻觅了。如果说，上句是梦中的遗憾，下句便是梦醒后的惆怅。与所思者睽隔时间之长，空间之远，相见只期于梦中，但连这样不甚真切的梦也做不长，其情何堪？上片至此煞住，而“相思”、“梦见”，意脉不断，下片从另一角度再深入来写，抒发梦醒后的感受。
换头“春未绿”关合元夕，开春换岁，又过一年，而春郊尚未绿遍，仍是春寒料峭：“鬓先丝”说自己辗转江湖，蹉跎岁月双鬓已斑斑如霜，纵有芳春可赏，其奈老何！两句为流水对，语取对照，情抱奇悲，造意奇绝。
“人间别久不成悲”句则是全词感情的凝聚点，饱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深沉的悲慨。真正深挚的爱情，总是随着岁月的积累而将记忆的年轮刻得更多更深，但在表面上，这种深入骨髓的相思却并不常表现为热烈的爆发和强烈的外在悲痛，而是象在地底运行的岩浆，在平静甚至是冷漠的外表下潜行着炽热的激流。又象是地表之下的地下河，深处奔涌激荡，外表却不易觉察。特别是由于年深岁久，年年重复的相思和伤痛已经逐渐使感觉的神经末梢变得有些迟钝和麻木，心田中的悲哀也积累沉淀得太多太重，裹上了一层不易触动的外膜，在这种情况下，就连自己也仿佛意识不到内心深处潜藏的悲哀了。
“多情却似总无情”（杜牧《赠别二首》），这“不成悲”的表象正更深刻地反映了内心的深切悲痛。而当作者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时，悲痛的感情不免更进一层。词人在几天前写过的一首同调作品中有“少年情事老来悲”，正与此同。这是久经感情磨难的中年人更加深沉内含、也更富于悲剧色彩的感情状态。在这种以近乎麻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刻骨铭心的伤痛面前，青年男女的卿卿我我、缠绵悱恻便不免显得浮浅了。
“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红莲夜，指元宵灯节，红莲指灯节的花灯。欧阳修《蓦山溪·元夕》：“剪红莲满城开遍”，周邦彦《解语花。元宵》：“露浥红莲，灯市花相射”，均可证。歇拍以两地相思、心心相知作结。与李清照“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相同。“岁岁”照应首句“无尽”。这里特提“红莲夜”，似不仅为切题，也不仅由于元宵佳节容易触动团圆的联想，恐怕和往日的情缘有关。古代元宵灯节，士女纵赏，正是青年男女结交定情的良宵，欧阳修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柳永的《迎新春》可以帮助理解这一点。
因此年年此夜，遂倍加思念，以至“有所梦”了。说“沉吟”而不说“相思”，不仅为避免重复，更因“沉吟”一词带有低头沉思默想的感性形象，颇有李商隐“夜吟应觉月光寒”的意境。“各自知”，既是说彼此都知道双方在互相怀念，又是说这种两地相思的况味（无论是温馨甜美的回忆还是长期别离的痛苦）只有彼此心知。两句用“谁教”提起，似问似慨，如泣如诉，象是怨恨某种不可知的力量使双方永远睽隔，又象是自怨情痴不能泯灭相思。正是“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欧阳修《玉楼春》）在深沉刻至的“人间别久不成悲”句之后，用“谁教”二句作结，这是一句提空描写，变实为虚、化人为物，词的韵味显得悠长深厚，含蕴空灵。
情词的传统风格偏于柔婉软媚，这首词却以清健之笔来写刻骨铭心的深情，别具一种峭拔隽永的情韵。全篇除“红莲”一词由于关合爱情而较艳丽外，都是用经过锤炼而自然清劲的语言，可谓洗净铅华。词的内容意境也特别空灵蕴藉，纯粹抒情，丝毫不及这段情缘的具体情事。所谓“意愈切而词愈微”，“感慨全在虚处”，正是此词的特点。
这首诗从政治家的冷静分析入手，以楚汉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依据，对项羽不可能卷土重来的结局进行理性判断，显示了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这首诗议论精警，独具只眼。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因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本诗开篇“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在“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句中王安石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也不会再替他卖命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这是一篇理意深刻、情趣盎然的咏物寄志散文。作者从山多髯松和结庐在此的原因，写到烟云万顷亭、唯天在上亭、清高亭、环中亭的历历景物。文章篇幅不长，由于紧扣了髯松这一特点，所以能把看松庵雄伟壮丽、幽美宜人的景色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读了令人有飘然忘返之感。
第一段状写匡山的美景，第二段叙写章三益在匡山建造庵庐及亭，第三段交代“看松庵”的命名缘由，第四段以问答的方式为章三益明志。此文主要对龙泉人士对章三益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作者认为章三益无论隐居还是出来做官，都能像松树一样坚持操守。
第一段写章三益在庐筐山结庐的原因，紧扣“乐松”两字。筐山髯松弥望，新翠如濯，上有为隐者所尚服的薜荔、女萝，下有能安神和气的茯苓之属，环境特宜养生养性，蓄志律身，因而结庐其间。
第二段写“看松庵”命名原由，全段围绕着“看松”两个字，先写庵的四周建有四亭，点明这个地方既有能生万顷烟云的深潭，又有高入云霄、视野广阔的峰峦，既有清寒空碧的林荫，又有众峰环翠、宛如仙人所居的静谧之处，庵庐就是结在这高、远、清、空的环境之中；继写“看松”的乐趣，从忘我入神而“看”到“行歌松间”的自乐，再到髯松解意“相娱”，层次分明。在章三益的眼里，松树根深叶劲，寒暑不惊，是“元夫巨人”以及“古豪杰”品格的像征，因此敬慕不已，久视不舍，以致主观精神与客体之形凝合为一，“物我两忘”；而章君行歌松间，髯松奉笙箫之音以“相娱”，则是以拟人手法点出髯松对章君之知遇。
第三段是议论，就松树的“正刚之气”结合章三益生平实际行为进行阐发，笔端饱含抒情。由于议论是针对“龙泉之人士”以为章三益已经“忘世”而发，显得顺理成章。
第四段是写作者邀请章三益一同游览青萝山，表示自己也有与章君相同志趣，也愿意以松为友以自律。文末以“虽然”一词转折，以“筐山之灵，其亦迟君久矣”一语呼应前文，戛然结束全篇。
松树的“正刚之气”，历来是仁人志士自厉自立的榜样。撰作文章时，作者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这样的年纪面对着不堪的世道，他不但不嗟老叹悲，反而能以髯松的正刚气质自厉自期，想要以此与章君共律共勉，积极的人生太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正二十年庚子（公元1360年），章三益与宋濂、刘基、叶琛四人同应朱元璋之召，为明初政权效力。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益与刘基同拜御史中丞之职，证实了宋濂认为三益结庐筐山并非“忘世”的正确判断。
文中提到章君久视髯松，“精神凝合，物我两忘”，是指主体对髯松正刚之气的神会与融合，即客体特征向主体的入化。这也是儒家所一贯倡导的“养志待时”的涵养过程，在某种特定境况下，它确有助于主体精神的扩充与升华。庄子所主的“物我两忘”是“无我”，是消极弃世；而这里所说是要将自己扩展成“大我”、“新我”，两者是不同的，这一点要加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