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八十年间万首诗，“数篇零落从军作，一寸凄凉报国心”，一直鼓舞着人们抗击外侮，保卫祖国；尤其是在国家危亡之际，更激起爱国者的共鸣。林景熙这首诗作于南宋刚灭亡时，他披读陆游的《剑南诗稿》，被陆诗深深地打动。诗中肯定陆游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概括陆游一生坎坷经历和报国雄心，最后接入自己，把当前现实与陆游所处时代作对照。诗将叙事与抒情紧紧地融合在一起，雄浑而劲健。全诗言近旨远、意深辞婉，句句发自肺腑，缠绵中见悲壮，在林景熙诗中很有代表性。
全诗四句一韵，每韵为一段，表达一层意思。
第一段肯定陆游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说他相当于唐朝的杜甫。在写时，先标举杜甫的诗是诗史，然后举杜甫《杜鹃》诗中“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句为例，说明杜诗反映了国家动乱，诗的宗旨是忠君爱国。在此定论下，再述陆游诗与杜甫旗鼓相当，性质相同，高屋建瓴地肯定了陆游。这样开场，避免了低手直截浅露的写法，从远处逗起，稳重自然。诗中“旗鼓雄”、“摩其垒”二军事用语，又密合陆游诗“篇中十九从军乐”的内容风格。陆游一生敬仰杜甫，向杜甫学习，他在诗中多次这样说杜甫：“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这是在说杜甫，也是说自己。在林景熙前，刘应时《颐庵居士集》卷一《题放翁剑南集》也曾这样说：“放翁前身少陵老，胸中如觉天地小。平生一饭不忘君，危言曾把奸雄扫。”与林景熙一样，都把陆游比作当代杜甫，不仅十分恰当，也深得陆游本心。
第二段四句，概括陆游一生坎坷经历。“轻裘骏马成都花”，写陆游在乾道年间在四川任职的一段经历。陆游在成都为官时，曾写过《花时遍游诸家园》等赏花诗，所以林景熙拈出看花一事，以概括他入川经历。
“冰瓯雪碗建溪茶”，写陆游在福建事。陆游在淳熙年间任提举福建常平茶盐事，所以诗举饮茶事，既是因为福建是著名产茶区，陆游又官管茶叶收购的官，一语双关。这两句所写，一东一西，跨地极大，故用以代陆游宦迹。以下便以“承平麾节半海宇”作一总写，然后说他晚年退隐家乡鉴湖。通过四句诗，有分有合，精炼地概括了陆游的一生；“承平”二字，已将他难以报国的不得已隐藏在内，尤为春秋之笔。
第三段写陆游的报国雄心。承接上“承平”字，说他在承平时代无法实施自己的爱国抱负，上前线去杀敌，收复失土，只好沉湎诗酒，把满腔热忱通过诗歌来表达出来；而他胸中，时刻以未能手枭敌首为恨，所以空有豪情，眼睁睁地看着中原沦丧，无力挽救。这一段，隐曲地批判统治者苟且偷安，不图恢复，高度概括了陆游一生的心事。渴望杀敌是陆游诗的主旋律，这类诗在陆游集中俯拾皆是，这首诗中“床头孤剑”二句，就是反用了陆游《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句。
末段四句，接入自己，把当前现实与陆游所处时代作对照。陆游当时是眼睁睁地看着沦陷的中原无力收复；林景熙所处的时候，中原依然沦陷，遥望北方，青山隐隐，笼罩在一片哀愁之中。
更令人揪心裂肺的是，南宋偏安一隅的局面也已打破，国家已经灭亡，只剩下东南一带，还有残余的宋军在抵抗元人。因此，诗人感叹，国势已无法挽回，陆游的后裔确是见到了九州一统，然而是被敌人统一，他们在遵照陆游遗嘱家祭时又怎么向他禀告呢？这一段，“青山一发”是化用苏轼“青山一发是中原”句；末两句是本陆游《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写得沉痛之极。这时候，诗人已经把陆游的悲与自己的悲完全融合在一起，字里行间，充满着血泪。正如陈衍《宋诗精华录》所评的那样：“事有大谬不然者，乃至于此，悲哉！”
全诗把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所题的是陆游的诗集，但在赞诗时更重在赞人。诗写得一意相贯，层层推进，悲壮雄浑，同时善于概括，尤其是在成句的化用上，浑如生成，自然的当，显示了诗人非凡的艺术功力。
第一首诗，运用深婉含蓄的笔触，采取以景托情的手法，写一个被剥夺了青春、自由和幸福的少女，在凄凉寂寞的深宫中，形孤影单、卧听宫漏的情景。这是从这位少女的悲惨的一生中剪取下来的一个不眠之夜。
在这个不眠之夜里，诗中人忧思如潮，愁肠似结，她的满腔怨情该是倾吐不尽的。这首诗只有四句，总共二十八个字，照说，即令字字句句都写怨情，恐怕还不能写出她的怨情于万一。可是，作者竟然不惜把前三句都用在写景上，只留下最后一句写到人物，而且就在这最后一句中也没有明写怨情。这样写，乍看象是离开了这首诗所要表现的主题，其实却在艺术效果上更显得有力，更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这是因为：前三句虽是写景，却并非为写景而写景，它们是为最后人物的出场服务的。就通首诗而言，四句诗是融合为一的整体，不论写景与写人，都是为托出怨情服务的。
这首诗，题为“秋词”。它的首句就以井边梧桐、秋深叶黄点破题，同时起了渲染色彩、烘托气氛的作用。它一开头就把读者引入一个萧瑟冷寂的环境之中。次句更以珠帘不卷、夜寒霜重表明时间已是深夜，从而把这一环境描画得更为凄凉。接下来，诗笔转向室内。室内可写的景物应当很多，而作者只选中了两件用具。其写熏笼，是为了进一步烘染深宫寒夜的环境气氛；写玉枕，是使人联想到床上不眠之人的孤单。作者还用了“无颜色”三字来形容熏笼、玉枕。这既是实写，又是虚写。实写，一是说明这是一个冷宫，室内的用具都已年久陈旧，色彩黯淡；二是说明时间已到深夜，炉火、灯光都已微弱，周围物品也显得黯然失色。虚写，则不必是器物本身“无颜色”，而是伴对此器物之人的主观感觉，是她的黯淡心情的反映。写到这里，诗中之人已经呼之欲出了。
最后，读者终于在熏笼畔、玉枕上看到了一位孤眠不寐的少女。这时，回过头来看前三句诗，才知道作者是遥遥着笔、逐步收缩的。诗从户外井边，写到门户之间的珠帘，再写到室内的熏笼、床上的玉枕，从远到近，句句换景，句句腾挪，把读者的视线最后引向一点，集中到这位女主角身上。这样就使人物的出场，既有水到渠成之妙，又收引满而发之效。
在以浓墨重笔点染背景，描画环境，从而逼出人物后，作者在末句诗中，只以客观叙述的口气写这位女主角正在卧听宫漏。其表现手法是有案无断，含而不吐，不去道破怨情而怨情自见。这一句中的孤眠不寐之人的注意点是漏声，吸引诸者注意力的也是漏声，而作者正是在漏声上以暗笔来透露怨情、表现主题的。他在漏声前用了一个“清”字，在漏声后用了一个“长”字。这是暗示：由于诗中人心境凄清、愁恨难眠，才会感到漏声凄清，漏声漫长。同时，这句诗里还着意指出，所听到的漏声是从皇帝的居处——南宫传来的。这“南宫”两字在整首诗中是画龙点睛之笔，它点出了诗中人的怨情所注。这些暗笔的巧妙运用、这一把怨情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写法，就使诗句更有深度，在篇终处留下了不尽之意、弦外之音。
第二首诗描写在夜深霜重的凄凉环境中，宫中女子孤独寂寞的悲惨情景。她彻夜难眠，想起进宫以来的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她渴望得到君王的眷顾，在银灯下守到夜深，最后还是失望而终。这首诗情感抒发较为直接，心理刻画较为生动，充分地表现了宫中失宠女子的幽怨之情。
古乐府歌辞中有《怨歌行》一篇，其辞是：“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诗相传是班婕妤所作，以秋扇之见弃，比君恩之中断。王昌龄就《怨歌行》的寓意而加以渲染，借长信故事反映唐代宫廷妇女的生活。
第三首诗中前两句写天色方晓，金殿已开，就拿起扫帚，从事打扫，这是每天刻板的工作和生活；打扫之余，别无他事，就手执团扇，且共徘徊，这是一时的偷闲和沉思。徘徊，写心情之不定，团扇，喻失宠之可悲。说“且将”则更见出孤寂无聊，唯有袖中此扇，命运相同，可以徘徊与共而已。
后两句进一步用一个巧妙的比喻来发挥这位宫女的怨情，仍承用班婕妤故事。昭阳，汉殿，即赵飞燕姊妹所居。时当秋日，故鸦称寒鸦。古代以日喻帝王，故日影即指君恩。寒鸦能从昭阳殿上飞过，所以它们身上还带有昭阳日影，而自己深居长信，君王从不一顾，则虽有洁白如玉的容颜，倒反而不及浑身乌黑的老鸦了。她怨恨的是，自己不但不如同类的人，而且不如异类的物——小小的、丑陋的乌鸦。按照一般情况，“拟人必于其伦”，也就是以美的比美的，丑的比丑的，可是玉颜之白与鸦羽之黑，极不相类；不但不类，而且相反，拿来作比，就使读者增强了感受。因为如果都是玉颜，则虽略有高下，未必相差很远，那么，她的怨苦，她的不甘心，就不会如此深刻了，而上用“不及”，下用“犹带”，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其实是非常深沉的怨愤。凡此种种，都使得这首诗成为宫怨诗的佳作。
孟迟的《长信宫》和这首诗极其相似：“君恩已尽欲何归？犹有残香在舞衣。自恨身轻不如燕，春来还绕御帘飞。”首句是说由得宠而失宠。“欲何归”，点出前途茫茫之感。次句对物伤情，检点旧日舞衣，余香尚存，但已无缘再着，凭借它去取得君王的宠爱了。后两句以一个比喻说明，身在冷宫，不能再见君王之面，还不如轻盈的燕子，每到春来，总可以绕着御帘飞翔。不以得宠的宫嫔作比，而以无知的燕子对照，以显示怨情之深，构思也很巧，很切。
但若与王诗比较，就可以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和差距来。两诗都用深入一层的写法，不说己不如人，而叹人不如物，这是相同的。但燕子轻盈美丽，与美人相近，而寒鸦则丑陋粗俗，与玉颜相反，因而王诗的比喻，显得更为深刻和富于创造性，这是一。其次，明说自恨不如燕子之能飞绕御帘，含意一览无余；而写寒鸦犹带日影，既是实写景色，又以日影暗喻君恩，多一层曲折，含意就更为丰富。前者是比喻本身的因袭和创造的问题，后者是比喻的含意深浅或厚薄的问题。所以孟迟这篇诗，虽也不失为佳作，但与王诗一比，就不免相形见绌了。
同样是抒写失宠宫嫔的幽怨，表现她们内心的深刻痛苦，在王昌龄笔下，却很少艺术上的雷同重复。第四首诗则带有更多的直接抒情和细致刻画心理的特点。
第一句就单刀直入，抒写失宠宫嫔的内心活动。“真成薄命”，是说想不到竟真是个命运不幸的失宠者。这个开头，显得有些突兀，让人感到其中有很多省略。看来她不久前还是得宠者。但宫嫔得宠与否，往往取决于君主一时好恶，或纯出偶然的机缘。因此这些完全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宫嫔就特别相信命运。得宠，归之幸运；失宠，归之命薄。而且就在得宠之时，也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失宠的厄运会突然降临在自己头上。“真成薄命”这四个字，恰似这位失宠宫嫔内心深处一声沉重的叹息，把她那种时时担心厄运降临，而当厄运终于落到头上时既难以置信，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的复杂心理和盘托出了。这样的心理刻画，是很富包蕴的。
失宠的命运降临之后，她陷入久久的寻思。因“思”而入“梦”，梦中又在重温过去的欢乐，表现出对命运的希冀，对君主的幻想，而在自己心中重新编织得宠的幻影。但幻梦毕竟代替不了现实，一觉醒来，眼前面对的仍是寂寞的长信宫殿，梧桐秋叶，珠帘夜霜，听到的仍是悠长凄凉的铜壶清漏。于是又不得不怀疑自己这种侥幸的希望原不过是无法实现的幻梦。以上两句，把女主人公曲折复杂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而又层次分明。
就在这位失宠者由思而梦，由梦而疑，心灵上倍受痛苦煎熬的时刻，不远的西宫那边却向她展示了一幅灯火辉煌的图景。不用说，此刻西宫中又正在彻夜宴饮，重演“平阳歌舞新承宠”的场面了。这情景对她来说是那样的熟悉，使她一下子就唤起了对自己“新承宠”时的记忆，仿佛回到了当初在复道（宫中楼阁间架空的通道）承受君主恩宠的日子。可是这一切此刻又变得那样遥远，承宠的场面虽在重演，但华美的西宫已经换了新主。“分明”二字，意余言外，耐人咀嚼。它包含了失宠者在寂寞凄凉中对往事历历分明的记忆和无限的追恋，也蕴含着往事不可回复的深沉感慨和无限怅惘，更透露出不堪回首往事的深刻哀伤。
这里隐含着好几重对比。一重是失宠者与新承宠者的对比。一重是失宠者过去“复道奉恩”的欢乐和寂处冷宫的凄凉的对比。还有一重，则是新承宠者和她将来可能遇到的厄运之间的对比。新承宠者今天正在重演自己的过去，焉知将来又不重演自己的今天呢？这一层意思，隐藏得比较深，但却可以意会。
这重重对比映衬，把失宠宫嫔在目睹西宫夜饮的灯光火影时内心的复杂感情表现得极为细腻深刻，确实称得上是“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但却不让人感到刻意雕琢，用力刻画。诗人似乎只是把女主人公此刻所看到、所自然联想到的情景轻轻和盘托出，只用“知”和“分明”这两个词语略略透露一点内心活动的消息，其余的一切全部蕴含在浑融的诗歌意境中让读者自己去玩索、体味。正因为这样，这首带有直接抒情和细致刻画心理特点的诗才能做到刻而不露，保持王昌龄七绝含蓄蕴藉的一贯风格。
组诗的最后一首是一首抒发宫怨的诗歌。昭阳殿是西汉赵飞燕得宠时住的寝宫，后来以昭阳殿泛指得宠嫔妃。长信宫是在赵飞燕得宠时失宠嫔妃班婕妤住的寝宫，后来泛指失宠嫔妃。
后两句运用对比描写出失宠于得宠截然不同的差距，白露堂中细草迹是指失宠嫔妃的宫闱清冷，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凄清，使得人物也显得十分幽怨。
红罗帐里不胜情，是指得宠的嫔妃寝宫里红帐高挂，与君王软语温存，不胜惬意，说不完的情意绵绵话。
王昌龄从女性角度出发，运用对比，生动形象刻画了失宠嫔妃与得宠嫔妃的天壤之别，是宫怨诗中难得的题材。对那些嫔妃寄予深深的同情。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