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首为思妇之词。开头两句，通摄全词，点明由春色引起春恨。上片主要写春色，下片主要写春恨。上下片仿佛两个相连的画面，全词情景交融。
开始两句十二字，内蕴丰富。“深闺”暗示抒情主人公是少妇，面对恼人春色，不禁情思绵绵。一个“劳”字透露出她那“为君憔悴尽，百花时”的隐痛。由“劳”瘁而怨“恨”，可见其爱之深切。“恨共春芜长”，佳在“春芜”一词含义双重面使全句意味隽永。以春草喻离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远如“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又如“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以上“春草”都是本义，没有引申之意。而“恨共春芜长”的“春芜”，除春草本义外，还隐寓行人之意，也就是说此句不仅有闺中人的怨恨随着春草不断增长之意，还含有“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的人越远、恨越长之意。这就深化了诗意，即前人所谓得“句外意”之妙。下面三句写景，以具体意象补充首句“春色”，选取深闺“琐窗前”的视角写思妇所见所闻。“黄鹂娇啭泥芳妍，杏枝如画倚轻烟”两句宛如五代花鸟画，用笔工细，着色鲜艳。前一句声色并茂，以声为主，富有动势。黄鹂的婉啭娇鸣，似与满园春色而共语。后一句写杏枝倚立于淡淡烟霭中，恬静如画。这春色以黄鹂、红杏为主，缀以群芳的姹紫嫣红，一片暖色，再加上黄鹂悦耳的娇啼，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不足喻其美。少妇透过琐窗听见以上春光，当比“忽见陌头杨柳色”感触更为深婉了。上片如从思维顺序出发，触景而生情，则开头两句亦可算是逆笔。
从上结至过片，时空转换为另一个画面。张炎云：“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词源·制曲》）“凭阑”句既自成画面，又未断意脉。原来闺中人被春色所吸引，不满足于隔窗观花，她轻移莲步，款款伫立于阑干旁，含愁凝眸。“双娥细”，以秀眉的细长以形容其青春貌美。“‘柳影斜摇砌”，是思妇凭阑所见，也是下片唯一景语，寥寥五字，一波三折，确是词的当行本色语。表层意思是柳条之影因风吹斜而摇曳于台阶，但其中还隐含摇落了杨花、杨花飘落于“砌”两层意思。这三层意思浓缩于五字句中，写得极密。五字中没有“杨花”字样，而于下文显现，是诗人匠心所在。下文思妇的内心独白，由上片的蓄势，直至此句才引发出来。从杨花的摇落，联想自己红颜将凋零，所以她痛苦地唱出了全词的最强音：“玉郎还是不还家，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和开头暗相呼应。她终日盼不回丈夫，怅恨之情悠然而生，于是嗔问道：“你倒是回来不回来？叫人家成天价象在梦魂中一看，跟着那漫天的柳絮，绕世界去神游寻觅！”这种奇思遐想，意味深长，倾吐出少妇的无限离愁和情思。“魂梦逐杨花”为思妇词开创了新的意境，对后代有所影响，如晏几道名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似受此词启发，又如章楶的《水龙吟·杨花》以及苏轼的和词，咏杨花而和思妇情怀相联，也似乎受到此词的影响。
《花间》词温庭筠多丽藻，韦庄多质朴语。顾敻成就不及温、韦，此词却能熔丽藻与质朴于一炉，使之疏密相间，恰到好处。
上片着力描绘钱塘江秋潮雄伟壮观的景象，从侧面表达了词人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首四句写潮来时惊天动地的气势，先写天空飞鸟，继写江面波涛。开头四句大意说，他正看着半空翱翔的鸥鹭，刹那间便听到如擂动战鼓般轰鸣的波涛声，只见那汹涌的潮水如千军万马，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来，如激战中奔驰的貔虎似的大队勇士势不可挡。这四句写得有声有色，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形，颇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潮水上涨，如此骇人，似乎无人可以驾驭。然而，对江上的渔民来说，却又因为司空见惯，不把它当回事儿。“朝又暮”以下便写这些“弄潮儿”嬉戏于潮水中的动人情景。这种场面旁观者惊心动魄，这些勇士们却自由自在，在潮水中踏着浪花欢腾舞蹈，红旗飞扬，人像鱼儿在波涛中跳跃出没，极为精彩壮观。上片写闻名遐迩的钱塘江上潮的情景，曲尽其妙，充分歌颂了大自然的“美”和“力”，同时又讴歌了与大自然搏斗的人，表现了对勇敢的蔑视狂风巨浪的“人”的赞赏，既赋物以言情。
上片词的意境已经够开阔了，但稼轩不仅是伟大的词人，而且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此，此词的艺术境界也远不止此，面对“万里长鲸吞吐”般浩大的潮水，词人思绪万千，他想起后梁钱武肃王命令数百名弓弩手用箭射潮头，企图阻止潮水前进，情同玩笑，所以说“人间儿戏千弩”，其结果便是“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这两句说，那滔滔的潮水尽力流泻并不懂得什么事，它依旧像白马驾着素车向东方奔去。“堪恨处”以下叙述传说中白马素车在潮头之上的伍子胥的遭遇。“人道是、属镂怨愤终千古。”吴王不但不采纳伍子胥的意见，而且赐他“属镂”剑自杀，当然是遗恨千古。辛弃疾在这里实际上是以伍子胥自喻，他想到自己光复中原的建议不被朝廷采纳，而且由此引来了恶意的攻击，受到贬谪，无法为国家建功立业，所以下句说“功名自误”。
“漫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说的是吴王不听伍子胥的建议亡国以后的事。陶朱公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后，便携带西施乘小舟隐遁于“五湖”之中。辛弃疾忆起历史上吴、越之争，联想到眼前国家前途命运不堪设想，所以结尾意境极沉郁，与此词开头的雄大气魄对应来看，就可以看他无时无地不在惦念国事，观潮，看“吴儿”戏水，本来兴高采烈，但触景伤情，他仍然无法摆脱惆怅、郁闷。
此词或写景，或用典，无不生动自然。由观潮想到令人痛心的历史往事，想到自己的处境和国家的命运，词人时时刻刻想着国家，他的爱国思想也就常常在他的作品中很自然地表达出来。
诗人在这首诗中感叹时光如梭，看着春雨里埙落的片片花瓣，心中感悟生命的可贵。前两句借写“辜负韶光”以喻错过革命良机；后两句以“春梦”来抒发自已的忧虑情绪。此诗情景交融，寓意深刻，形象鲜明，用语得体。
此诗向友人申述对革命错过良机的愤懑和忧患情绪，情景交融，寓意深刻，形象鲜明，用语得体。
前两句借写“辜负韶光”以喻错过革命良机。在作者看来，仲春二月是百花盛开的时节，人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时节去赏花，但是自己的朋友却没有这样做，以至错过时机。到了如今好花零落，霾雨霏霏，要赏花已经来不及。眼前的革命也是这样，良机错过，要发动就困难了。
后两句以“春梦”来抒发自已的忧虑情绪。本来作者是做着“春梦”的，满以为趁着百花盛开，群情激昂的机会去进行革命，谁知现在“醒”来，却发现百花凋残，群情低落，雨绵绵，黑暗势力在镇压了。楼前的柳树虽然未败，但在霾雨中也显得朦朦胧胧了。革命的力量遭到黑暗势力的摧残而不断削弱，使作者悲痛欲绝。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