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诗人矛盾的心情。他自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加,就能参透俗世,看透俗事,不会像潘岳那样多愁善感了,但是遇到“晚雨秋阴”的景象,依然难平心绪。
开篇两句,写傍晚秋阴、酒醉乍醒,客观条件(季节气候不佳、身体状况不佳)和主观条件(感时)都令诗人心情不能平静,从而为全诗定下了情感基调。
三四两句,写秋日风景,“黄花”“红杳”本是秋天里最具生命力的物象了,然而在诗人眼中,单一的黄花却远远构不成绚丽的色彩,而红色的杳子在风雨之中飒飒作响,如沙场鼓声,徒增秋日的肃杀之气。“背世返能厌俗态,偶缘犹未忘多情”与“自从双鬃斑斑白,不学安仁却自惊”两句中表现了诗人“心绪难平”。不妨回顾一下当时李煜为了超脱于皇位之争而筑室钟山读书,即位之后在北方的威压之下还是不改诗书歌舞之乐,即可了解其“背世”“厌俗态”的高雅之意;而对于丧子、亡妻痛苦的诗词咏叹,都是发生在面对北方军事威胁的背景之下,则读者于此又不难领会其“多情”背后的软弱无助当多愁善感的词人被推上君王的位置,在弱肉强食的乱世求生存的时候,大约应该都是李煜这种悲秋的样子:满怀恐惧,满怀凄惶直至在两鬓斑白中走向毁灭。
此诗抒发了作者虽仕途受阻,遭到一些人的谗伤,但并不气馁,反而鄙视和嘲笑谗佞的小人的坚定胸怀,充分地体现了作者青年时期的高远抱负和奋发精神。全诗语言含蓄犀利,痛快沉着,用典工丽典雅,极富神韵。颈联两句写平生抱负,笔力遒劲,境界阔大,意味深长,是历来广为传诵的名句。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二句登楼即景:登上高耸百尺的安定城楼,远处绿杨树边的洲渚尽收眼底。按泾州城东有“美女湫”广袤数里(见《太平广记》),汀洲殆指其地。登最高之楼;望最远之处,高瞻远瞩,气象万千。即景所以生情,以下六句的豪情壮志、无穷感慨都由此生发。
“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句先以两位古人自比。贾谊献策之日,王粲作赋之年,都与作者一般年轻。贾谊上《治安策》,不为汉文帝所采纳,因《治安策》开头有“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之语,故谓“虚垂涕”;作者应博学宏词科试而名落孙山,其心境与贾谊上书未售,同样萦纡抑郁。王粲避乱至荆州,依刘表;作者赴泾州,入王茂元幕,都属寄人篱下。用两位古人的古事,比自己当前的处境和心情,取拟于伦,十分贴切。这是第一层。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句抒露志趣和抱负。作者的遭遇虽然困顿,可是他的凌云之志,未稍减损。江湖、扁舟乃使用春秋时代范蠡的典故;范蠡佐越王勾践,“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见《史记·货殖列传》)。意谓,自己早有归隐江湖之志,但等回天撼地之日,旋乾转坤之时,头飘白发,身入扁舟。永忆江湖,即怀淡于名利之心;欲回天地,即抱建立功业之志。两者似相反,实相成。因为如果没有永忆江湖的志趣,便成为争名逐利的禄蠹巧宦,就不会有欲回天地的宏愿。在这里,这个“永”字下得很好,这个字,有力地表达作者毕生的抱负。
这两句诗,既洒脱,又遒劲。从诗的表达形式着眼,锤字坚实,结响凝固,工力固颇近杜诗;而更为关键的,这两句诗反映了封建社会里才志之士的积极向上思想,既怀着恬淡的心情,又有担当事业的志气,这与杜甫的胸襟怀抱,极为相似,因为王安石也从这两句诗中照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击节称赏。这是第二层。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句借庄子寓言表示自己敝履功名利禄,正告他人不要妄加猜测。寓言谓:惠施相梁,生怕庄子争夺他的相位,百般防范,惟恐不周。于是庄子去见惠施,坦率地对他说;鵷鶵(传说中与凤凰同类的鸟,庄子自比)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从来不会把鸱(鹞鹰,比惠施)的腐鼠(比相位)当美味而希羡!(见《庄子·秋水》)意为,你的位置我一向不屑一顾,你切莫杞人忧天,自相惊扰。
这两句诗,既阐明自己没有患得患失的私心杂念,胸次光明磊落,淡泊宁静,为上面“永忆江湖”句提供有力的论证;又表示对世间一切恶浊事物,睥睨蔑视,决不妥协容忍;还尖锐地批判那些捧住权位不放的禄蠹,对他们尽调侃奚落的能事。据近人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作者应博学宏词试被摈,是由于牛党的打击,诚如是,这时句诗乃是有的放矢的。这是第三层。
这首诗,笔力健举:风骨清峻,结构严谨,而语句灵活变化,特别在使用典故方面,非常成功。由于贾谊、王粲的身世遭遇与作者有相似之处,抓住相似的典型事例——贾生垂涕、王粲远游,比拟自己的忧时羁旅之感,若合符券,而使一位奋发有为又遭受压抑的少年志士形象跃然纸上。复次,作者的曲曲心事,本不可能用片言只字表达出来,现在借助庄子寓言,不但足以表露他不汲汲于荣利的狷介品质,又反映他睥睨一切的精神状态,还反击了政敌的恶意中伤,如此用典,既灵活,又确切,既含蓄,又锐利,充分发挥了典故的功能。
湘灵是神话中的湘水之神,屈原曾以《湘夫人》为题写过她们。这时的鲁迅,同当年的屈原有相似的悲愤心情,这时的中国也同当年楚国一样的黑暗和腐败,因此,鲁迅在这一时期写作的诗歌大多跟《离骚》同调。如《送O.E.君携兰归国》中的“椒焚桂折佳人老”,《无题》中的“花树已萧森”,此诗中的“芳荃零落”等,都可看出鲁迅对屈原的学习与借鉴。
这首诗的正面是写“秋象”,全诗都笼罩在一派秋色的肃杀的氛围中,这正是中国那时一片政治氛围的象征。首句:“昔闻湘水碧如染”,暗点一个“秋”字,但“昔”时的秋是美丽的;接着,诗人不避重,用了“今闻湘水”一语,一个“闻”字把今、昔紧紧联系起来,作了鲜明对比:富有诗情画意的“碧如染”,一变而为触目惊心的“胭脂痕”。这一巨变,不仅震惊,连作为神的湘灵也没有想到。她照常梳妆打扮,妆成临水而照,才发现湘水已经变色。“皎如皓月窥彤云”,一个“窥”字写出了湘灵惊骇的神态,她简直不敢正视那惨烈的情景。这句诗意,可能取意于刘安评《离骚》的话:“嚼然泥而不滓”。作者鲁迅在这里除了写湘灵的神貌,还在于说明:阴云不能毁损皓月的皎洁,比喻革命者的精神是摧毁不了的。“芳荃零落无余春”,比喻革命力量被摧残殆尽,社会了无生气。颈联既是湘灵皎瑟歌唱的内容,也是作者鲁迅真情实感的写照。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写道:“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中,……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上述两句诗的最切实的注释。“皎完瑶瑟人不闻”,比喻由于军阀的禁锢和封锁,人们难以知道生活中发生的悲惨事实。“太平成象盈秋门”,末句明写出“秋”字,与首句的暗点遥遥呼应。
全诗爱憎分明,对比强烈。激荡的湘水与寂寞的高丘,鲜艳的红云与漆黑的寒夜,皎美的湘灵与零落的芳荃,互相反衬,层层加深。这首诗的格调,尤其是前四句描绘和歌颂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那种明快和优美的境界,在鲁迅诗作中是比较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