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是一首作于史致道宴席、并表示歌颂史致道之意的赠人词，但却不与一股的应酬赞美、缺乏主旨的词相同。词人以饱酣的笔墨，充沛的热情，向当时驻守建康的军事行政氏官史正志表达词人的赞颂之情，并通过这一情感的表达，展露词人力主抗金复土的政治怀抱。词写得豪迈而深沉，在主旨广、基调上、笔法亡和结构上，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涯洼种》相近似，但又能显示独特的神采，体现出”复”中的“不复”。

　　此词采用神奇的神话传说和众多的典故，赋予作品以光怪陆离的奇幻性，和情感内容的密度与深度。

　　词的上阕，词人以奇情异想的笔调，歌颂史氏的高才独出、志向奇壮。词一上来，就以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构造的那只“背若泰山，冀若垂天之云”的神奇鹏鸟来比拟史氏。这就不仅写出了史氏的超群才性，而且使全词笼罩在雄奇放逸的浪漫主义的抒情氛围里。一句“笑人世、苍然无物”，写得峭拔警迈，足见史氏的非凡才华和怀抱，以及词人对史氏的推重。接下去，顺承上文，写这只讪笑人世苍茫的大鹏，飞回天宫深处，像高山一样，收翅仁立在玉阶天门之上。这一对庄子的大鹏形象所作的延伸，不仅显不出词人的非凡想像力，也表明词人这一时期对于“天宫”实即朝廷的深加留意。而且，因为这里的大鹏和“九重”、“五阶”之类都是采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法，若从大鹏所造这一形象的内涵上来看，大鹏更是点明了被任命为行宫留守和江防前线的军事长官的史氏，在天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运用大鹏的形象作比拟之后，词人再次运用女蜗补天的神话，赋予史氏以补天之神的奇持形象。这个形象，应该是大鹏与女蜗的嫁接。这并不是忘乎所以的肉麻吹捧，而是趋近词人的抗金目标的必然兴会。它实际上是希望抗战派得到重用，可以收复中原故土，“补”好宋朝已经缺了西北的“半边天”。这是词人此时心恒系之的热血之念，所有的飞腾幻想。奇情壮采，都因为这样的怀抱而变得沉甸甸地，富有很深的思想意义。上阁最后一大句，在语气上还承接着上文，“且归来”是对“又还向九重”、志在补天的鹏鸟的转写，但是在境界上，却由神话转入现实，写史氏充任江防前线的长官，使万里长江波澜不惊，江南形势得以安定。其中“谈笑”一词。极写史氏护江的举重若轻，暗示着其才能，比维护长江安宁所需要的更大。在这里的语气中，还带着前文借用神话时的豪逸味道。

　　词的下阕，才始着墨于题中的宴席描写，但并不渲染其热闹与豪华，这在结构和用墨卜，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略异。其用意在写史氏不仅有上文所写的“补天”才能，还是个文采风流的“文章伯”。“合缕”一词，是为词人对史氏文才的推许作映证。当然，这样的推许，实际上是受到天子手谕史正志表示嘉许的信息激发出的。接韵一个“看”字，就写出了孝宗手谕即“日边消息”给史正志带来的人阁希望，和词人对于这一消息的同样重视。词人在《千秋岁》一词中，曾说过史正志“从今尽是中书考”这样的话，与这里意思相同，而此处表达得则更委婉。“料想”一韵，不写其今日欣喜之情，反而写史致道日后入朝为相、主持政事以后，还会对今日秦淮河上的游赏恋恋于怀，写其于位高校重之时的平常心和风流态，这就深得措意深隐之妙，写出了大人物的情怀儒雅而风流。结韵更是曲笔传倩，既然史氏入朝主政后依然怀念秦淮河上的清游雅集。词人对钟山山水的感情是如此亲厚，自然今日就要与钟山相约，相约成为老朋友了。那么在钟山秦淮边结识的同僚，也是词人的老朋友。词人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赠人之作能写到如此境界，将词人的理想抱负与热情充实在其中，使词中不仅有人，而且有“我”；而又以既豪迈且深隐的风格出之，使读者得到更多面的美感体验，即使不谈它在语言上的五色迷离，苫峭奇拔，此词也已堪称宋代同类词作中的上品。

　　值得指出的是，史正志的政治态度比较依违，并不与坚决主战的词人完全一致，史正志不仅早年想投靠炙手可热的秦桧集团，甚至还为排挤主战派领袖张浚而奔忙，但是，这样的隐情，词人是无法深察的。词人把史正志当成一个主张抗金的同志来歌颂，情有可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这首诗写诗人由政治失意而产生的一种孤寂忧愁的情怀。

　　佛教中有所谓“立一义”，随即“破一义”，“破”后又“立”，“立”后又“破”，最后得到辨析方法。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先讲一番道理，经驳斥后又建立新的理论，再驳再建，最后得到正确的结论。关于这样的论证，一般总有双方，相互“破”、“立”。可是李白这首诗，就只一个人，以独白的形式，自立自破，自破自立，诗情波澜起伏而又近似于天籁，所以一直为后人传诵。

　　诗人上场时，背景是花间，道具是一壶酒，登场角色只是他一个人，动作是独酌，加上“无相亲”三个字，场面单调得很。于是诗人忽发奇想，把天边的明月，和月光下他的影子，拉了过来，连他自己在内，化成了三个人，举杯共酌，冷清清的场面，就热闹起来了。这是“立”。

　　可是，尽管诗人那样盛情，“举杯邀明月”，明月毕竟是“不解饮”的。至于那影子，虽然像陶潜所说的“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影答形》），但毕竟影子也不会喝酒；诗人姑且暂时将明月和身影作伴，在这春暖花开之时（“春”逆挽上文“花”字），及时行乐。“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陶潜饮酒诗序）这四句又把月和影之情，说得虚无不可测，推翻了前案，这是“破”。

　　诗人已经渐渐进入醉乡了，酒兴一发，既歌且舞。歌时月色徘徊，依依不去，好像在倾听佳音；舞时诗人的身影，在月光之下，也转动零乱，好像在他共舞。醒时相互欢欣，直到酩酊大醉，躺在床上时，月光与身影，才无可奈何地分别。“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这四句又把月光和身影，写得对诗人一往情深。这又是“立”。

　　最后二句，诗人真诚地和“月”、“影”相约：“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然而“月”和“影”毕竟还是无情之物，把无情之物，结为交游，主要还是在于诗人自己的有情，“永结无情游”句中的“无情”是破，“永结”和“游”是立，又破又立，构成了最后的结论。

　　题目是“月下独酌”，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表现出一种由独而不独，由不独而独，再由独而不独的复杂情感。表面看来，诗人真能自得其乐，可是背面却有无限的凄凉。诗人曾有一首《春日醉起言志》的诗：“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其中“一鸟”、“自倾”、“待明月”等字眼，表现了诗人难以排解的孤独。孤独到了邀月与影那还不算，甚至于以后的岁月，也休想找到共饮之人，所以只能与月光身影永远结游，并且相约在那邈远的上天仙境再见。结尾两句，点尽了诗人孤独、冷清的感受。

　　这是韩愈一首描写柳絮的诗。微风不兴，柳絮满天，夕阳之下，诗人坐在明澈如镜的池塘岸上，静心地看着柳絮怎样轻轻地飘落在水中，那纤细的绒毛又是怎样被水一点一点地润湿而再也不能飞起。这样的观察和描绘，说明诗人对大好春光是有无限情趣的。

　　此诗通过对夕阳湖畔柳絮满天，杨花飘落水面，被水浸湿再也不能飞起来这个细节的描绘，体现出作者陶醉于旖旎的大自然风光的情趣。作品前以写景起兴，后转比拟，堪称鞭辟入里之作。

　　此诗前以写景起兴，后转比拟。意在杨花不过为了飞到水面上照下自己，便落入水中，无复飞扬了。当然有昌黎自况。“为将纤质凌清镜,湿却无穹不得归.”一句抓住在池边欣赏柳絮的情景。杨花飞飞，装点暮春，时节必然，为何又要临水自照呢？人莫不如此，一身于天地间，自然有命，却偏要通过荣誉、权力、财富自见。郭象注《庄子》曰，圣人不对物。“不对物”则无我，无我则无须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