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的词,总是让人感觉缱绻幽情,该词自然也不例外。全词辞藻优雅,言浅意深,可谓是直抒胸臆的佳作。
一开篇,作者就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黄昏又听城头角,病起心情恶”,黄昏时分,城头号角响起,词人身患疾病,心情异常低落。接着纳兰向我们交代了此时他正在做什么, “药炉初沸短檠青,无那残香半缕恼多情”。
那么,纳兰到底是因何而生病呢?他在下片给出了答案: “多情自古原多病。”患病之人一般都会自怜自伤,纳兰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是独自病在异乡,没有亲人的悉心照料,没有朋友的嘘寒问暖,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揽镜自照,结果看到的却是自己日渐消瘦的容貌。
词的结尾两句似乎很好理解, “一声弹指泪如丝,央及东风休遣玉人知”,病中的纳兰触景伤情,以至于轻轻弹一下手指,就伤心得泪下如丝,但是他又不想让想念之人知道自己患病的消息后徒增伤心,于是央求东风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这里的“弹指”指代别的是纳兰好友顾贞观的词集《弹指集》。那尾句中的“玉人”又如何解释呢?从通常意义上理解,它当然是指美丽洁白的女子。另外,它也会被用来指代风流俊美的才郎,由此看来,纳兰以玉人来称呼顾贞观,也就变得合情合理。
全词浅显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音乐感,充分体现了纳兰词“率直性灵”的风格。
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龙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龙蹲”代孔子,用“虎踞龙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龙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龙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龙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乱”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龙,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生”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质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龙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生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质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龙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乱,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生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乱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生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事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乱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事险恶、人生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乱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乱”字生出。但是,“乱”本形容石落散乱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生”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乱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起得很有气魄,开门见山,向迷恋仕途的人提出了严重警告:你们知道吗,在仕途上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如同坐在一辆载重的下坡车上一样,随时可能摔得车毁人亡,个中危险谁看破了。首句运用比喻,准确切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紧接的三句全是为首句作注脚。第二句“惊险谁参破”,实际意思是说谁也没有参破。为了让这些迷恋官场的痴人惊醒,三四句就用事实来说话:“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 ”两句十个字,是充满血和泪的总结,是对元代官场的险恶的真实概括。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初平宋统一全国的重要功臣之一。公元1286年在授给他高官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遣要束木钩考荆湖行省钱谷”(《元史·世祖本纪》),要从“贫贿”入手整垮这位开国功臣,他被逼自杀了。桑哥主持朝政, 百官动辄得咎,他“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和贯云石同朝为官的权臣铁术迭儿,“蒙上罔下,蠢政害民”、“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元史奸臣传》),将不少正直的官员杀害了。这是全曲的第一层意思,写官场的险恶,虽占篇幅较多,但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是第二层;点明全曲主旨。“风波”:指“竞功名”的政治生活。宋代邵雍曾隐居河南苏门山中,题所居为“安乐窝”。后世遂以安乐窝代指隐居安逸的生活。全句说,这一切怎么比得上我躲避政治斗争、辞官归隐。全曲集中笔昙描绘“竞功名”的危险,是为了同“安乐窝”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同“玉堂臣”比,隐逸生活是闲适美好的;同“遭残祸”比,隐逸生活是安全幸福的。这样描写,就使作品所肯定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
这首散曲在艺术上的鲜明特点是把歌颂隐逸生活同大胆揭露官场险恶结合起来写,语言泼辣,道理透彻,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抵消了消极情调,显示出豪迈的风格。
该诗中诗人置身于贞女峡后,身不由己地被迁入到另一个境界,眼前呈现令人目呆、惊心动魄的宏阔场景。该诗有别于他诗,似乎没写到诗人自己,但人们已深深地触感到,诗人的魂魄早已被身临的险象吓飞了。
该诗的起句“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构思奇特、想象怪异。这里,龙已威风扫地,变成逃跑的对象了,以此衬托峡之险、江流之湍。
紧接着,“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千里翻云涛”一股磅礴之气在岭南的险山恶水中跳跃激荡,这是自然环境的气势,也是诗人胸中跳荡的激情。此两句诗为本来就凶险可怕的激流又涂上了重重的一笔,可谓火上浇油,凶中加险了。
该诗的末句“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则进一步突出了贞女峡峡窄流急之险。诗妙就妙在,诗人早已完全把自己彻底融化在惊涛骇浪之中了。诗人把那些可怕的,令人心惊肉跳的东西都被艺术的强力纳入了诗的境界。
该诗写贞女峡峡窄流急,鱼龙因恐惧而逃匿,水神的住所亦被震撼的自然之景,从意象的择取、境界的构成到立意的注重点,都体现出反常态的怪异性和独创性。这也与诗人当时被贬阳山、政治上失意,贬地的自然环境和诗人身处的社会环境都给他触目惊心的感觉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