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的起二句,写淮上饮别后的情景。秦观厚意拳拳,自高邮相送,溯运河而上,经宝应至山阳,止于淮上,途程二百余里。临流帐饮,惜别依依。词人归卧船中,只听到淮水波声,如拍枕畔,不知不觉又天亮了。着一“晓”字,已暗示一夜睡得不宁贴。“隙月”,指船篷罅隙中所见之月。据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载,苏轼于冬至日抵山阳,十二月一日抵泗州。与秦观别时当在十一月底,所见之月是天亮前从东方升起不久的残月,故“窥人小”三字便形容真切。“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二语为集中名句。汴水一支自开封向东南流,经应天府(北宋之南京,今河南商丘)、宿州,于泗州入淮。苏轼此行,先由淮上抵泗州,然后溯汴水西行入应天府。流水无情,随着故人东去,而自己却载满一船离愁别恨,独向西行。“无情流水多情客”(《泛金船》),类似的意思,苏词中也有,而此词之佳,全“载一船离恨”一语。以水喻愁,前人多有,苏轼是词,则把愁恨物质化了,可以载船中,逆流而去。这个妙喻被后人竞相摹拟。李清照《武陵春》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声名竟出苏词之上。
“西州”,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引傅注以为扬州,其实词中只是泛指西边的州郡,即东坡此行的目的地。
过片二句,追忆当年两人同游的情景。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东坡自徐州徙知湖州,与秦观偕行,过无锡,游惠山,唱和甚乐;复会于松江,至吴兴,泊西观音院,遍游诸寺。词云“竹溪花浦曾同醉”,当指此时情事。“酒味”,指当日的欢聚;“泪”,谓别后的悲辛。是年端午后,秦观别东坡,赴会稽。七月,东坡因乌台诗案下诏狱,秦观闻讯,急渡江至吴兴询问消息。以后几年间,苏轼居黄州贬所,与秦观不复相见。“酒味多于泪”,当有感而发。末两句故作反语,足见真情。“风鉴”,指以风貌品评人物。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四:“风鉴一事,乃昔贤甄识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东坡对秦观的赏拔,可谓不遗余力。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东坡得读秦观诗词,大为惊叹,遂结神交。三年后两人相见,过从甚欢。后屡次向王安石推荐秦观。可见文人高士之友谊实非常人可比。
这首诗描述的主要是诗人思亲、见亲的全程心灵感受,言语易懂,感人至深。
首二句说妻儿们去远了,相见无期,也就不那么惦记了;而当归期将近,会面有望,则反而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去远”句固然是记录了诗人的实情,然而也深刻地表现了他无可奈何的失望和悲伤,诗人决非真的忘情于妻儿,而是陷于一种极度的绝望之中。“归近”一句正说明了他对亲人不可抑捺的情愫。
“儿女”二句写初见面的情形。因离别四年,儿女面目已不可辨认。陈师道的《送外舅郭大夫概西川提刑》中说:“何者最可怜,儿生未知父。”可见别时儿女尚幼,故至此有“眉目略不省”的说法,表明了离别时间的长久,并寓有亲生骨肉几成陌路的感喟。
“喜极”二句是见面之后复杂心情的表现。久别重逢,惊喜之余,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是相顾无言,泪洒千行,然后破涕为笑,庆幸终于见面。此十字中,将久别相逢的感情写得淋漓尽致,诗人抓住了悲喜苦乐的矛盾心理在一瞬间的变幻,将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
“了知”二句更深一层作结,说虽然明知不是在梦中相见,但犹恐眼前的会面只是梦境,心中仍然恍恍惚惚,不能安定。这种心理的描绘,写得入木三分。由此可以推知:在与亲人分离的四年中,诗人多少次梦见亲人,然而却是一场空欢喜,反增添了无限的愁思和悲苦,正因为失望太多,幻灭太多,所以当真的会面时,反而产生了怀疑,唯恐仍是梦中之事,深沉的思念之情便在此中曲折表现了出来。这两句源于杜甫《羌村》组诗中写回家初见亲人的惊喜和疑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谓久别重逢,如相见于梦中,后来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中“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即用杜甫诗意;而陈师道此二句是翻用杜甫诗的句子,与晏几道《鹧鸪天》中所说的“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意境略同,可见陈师道取前人诗意能点化出新意。
此诗通篇造语质朴浑厚,无矫饰造作之气,读来恻恻感人,其原因主要在于诗人感情的真挚,语语皆从肺腑中流出,所谓至情无文,即是艺术上一种极高的境界。此类浑朴的作品得力于陈师道向古乐府和杜甫诗的学习,然而他并不在字句上摹仿前人,而在格调立意上倩鉴前人,故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引陈师道的话说:“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这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已有充分的表现。陈师道论诗标举“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后山诗话》),即是他形成这种创作风貌的理论基础。但此类作品在他的集子中也并不很多,故尤为珍贵。
陈师道论诗,提倡“宁拙无巧,宁朴无华。”(《后山诗话》)此诗就是朴拙无华而感人肺腑的好诗。说它朴拙,因为全诗没有典故,没有藻饰,章法平直,句法简洁,并不追求文外曲致。说它感人,是因为字里行间洋溢着至性至情,深挚敦厚,绝无造作虚饰。然而此诗虽不炼句而炼意:首联写久别重逢之情极为生动,尾联则活画出疑信参半之心态。用极简洁的诗句刻画出复杂深微的感情,所以耐人回味。
陈师道做诗追求古朴,讲究锤炼,自称“此生精力尽于诗”,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也有“闭门觅句陈无己”句,因此,他的诗往往枯涩生硬。这首诗纯是写情,凝练精到,表现了骨肉至情,是他诗中上乘之作。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