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是祭湘君的诗歌,描写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聚会而产生怨慕神伤的感情。
在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神曲创作的《九歌》中,《湘君》和《湘夫人》是两首最富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的作品。人们在欣赏和赞叹它们独特的南国风情和动人的艺术魅力时,却对湘君和湘夫人的实际身份迷惑不解,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争论。
从有关的先秦古籍来看,尽管《楚辞》的《远游》篇中提到“二女”和“湘灵”,《山海经·中山经》中说“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但都没有像后来的注释把湘君指为南巡道死的舜、把湘夫人说成追赶他而溺死湘水的二妃娥皇和女英的迹象。最初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书中记载秦始皇巡游至湘山(即今洞庭湖君山)时,“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后来刘向的《列女传》也说舜“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这就明确指出湘君就是舜的两个妃子,但未涉及湘夫人。到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鉴于二妃是女性,只适合于湘夫人,于是便把湘君另指为“湘水之神”。对于这种解释。唐代韩愈并不满意,他在《黄陵庙碑》中认为湘君是娥皇,因为是正妃故得称“君”;女英是次妃,因称“夫人”。以后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皆从其说。这一说法的优点在于把湘君和湘夫人分属两人,虽避免了以湘夫人兼指二妃的麻烦,但仍没有解决两人的性别差异,从而为诠释作品中显而易见的男女相恋之情留下了困难。有鉴于此,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采取了比较通脱的说法,即把湘君说成是湘水之神,把湘夫人说成是他的配偶,而不再拘泥于按舜与二妃的传说一一指实。应该说这样的理解,比较符合作品的实际,因而也比较可取。
虽然舜和二妃的传说给探求湘君和湘夫人的本事带来了不少难以自圆的穿凿附会,但是如果把这一传说在屈原创作《九歌》时已广为流传、传说与创作的地域完全吻合、《湘夫人》中又有“帝子”的字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尧之二女等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传说的某些因子如舜与二妃飘泊山川、会合无由等,为作品所借鉴和吸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既注意到传说对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又不拘泥于传说的具体人事,应该成为读者理解和欣赏这两篇作品的基点。
作为祭神歌曲,《湘君》和《湘夫人》是一个前后相连的整体,甚至可以看作同一乐章的两个部分。这不仅是因为两篇作品都以“北渚”相同的地点暗中衔接,而且还由于它们的末段,内容和语意几乎完全相同,以至被认为是祭祀时歌咏者的合唱(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这首《湘君》由女神的扮演者演唱,表达了因男神未能如约前来而产生的失望、怀疑、哀伤、埋怨的复杂感情。第一段写美丽的湘夫人在作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后,乘着小船兴致勃勃地来到与湘君约会的地点,可是却不见湘君前来,于是在失望中抑郁地吹起了哀怨的排箫。首二句以问句出之,一上来就用心中的怀疑揭出爱而不见的事实,为整首歌的抒情作了明确的铺垫。以下二句说为了这次约会,她曾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把本已姣好的姿容修饰得恰到好处,然后才驾舟而来。这说明她十分看重这个见面的机会,内心对湘君充满了爱恋。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她甚至虔诚地祈祷沅湘的江水风平浪静,能使湘君顺利赴约。然而久望之下,仍不见他到来,便只能吹起声声幽咽的排箫,来倾吐对湘君的无限思念。这一段描绘了一幅望断秋水的佳人图。
第二段接写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驾着轻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寻找,忙碌地奔波在湖中江岸,结果依然不见湘君的踪影。作品在这里把对湘夫人四出寻找的行程和她的内心感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先是驾着龙舟北出湘浦,转道洞庭,这时她显然对找到湘君满怀希望;可是除了眼前浩渺的湖水和装饰精美的小船外,一无所见;她失望之余仍不甘心,于是放眼远眺涔阳,企盼能捕捉到湘君的行踪;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她的心灵便再次横越大江,遍寻沅湘一带的广大水域,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如此深情的企盼和如此执着的追求,使得身边的侍女也为她叹息起来。正是旁人的这种叹息,深深地触动和刺激了湘夫人,把翻滚在她内心的感情波澜一下子推向了汹涌澎湃的高潮,使她止不住泪水纵横,一想起湘君的失约就心中阵阵作痛。
第三段主要是失望至极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泄。首二句写湘夫人经多方努力不见湘君之后,仍漫无目的地泛舟水中,那如划开冰雪的船桨虽然还在摆动,但给人的感觉只是她行动的迟缓沉重和机械重复。接着用在水中摘采薜荔和树上收取芙蓉的比喻,既总结以上追求不过是一种徒劳而已,同时也为后面对湘君“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的一连串斥责和埋怨起兴。这是湘夫人在极度失望的情况下说出的激愤语,它在表面的绝情和激烈的责备中,深含着希望一次次破灭的强烈痛苦;而它的原动力,又来自对湘君无法回避的深爱,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它把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段可分二层。前四句为第一层,补叙出湘夫人浮湖横江从早到晚的时间,并再次强调当她兜了一大圈仍回到约会地“北渚”时,还是没有见到湘君。从“捐余玦”至末为第二层,也是整首乐曲的卒章。把玉环抛入江中,把佩饰留在岸边,是湘夫人在过激情绪支配下做出的过激行动。以常理推测,这玉环和佩饰当是湘君给她的定情之物。他既然不念前情,一再失约,那么这些代表爱慕和忠贞的信物又留着何用,不如把它们抛弃算了。这一举动,也是上述四个“不”字的必然结果。这给读者留下了惋惜和遗憾。最后四句又作转折:当湘夫人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在水中的芳草地上采集杜若准备送给安慰她的侍女时,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她决定“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计议,松弛一下绷紧的心弦,慢慢等待。这样的结尾使整个故事和全首歌曲都余音袅袅,并与篇首的疑问遥相呼应,同样给人留下了想像的悬念。
这首词又名《快哉亭作》,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全词通过描绘快哉亭周围壮阔的山光水色,抒发了作者旷达豪迈的处世精神。
此词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快哉亭”周围的广阔景象。开头四句,先用实笔,描绘亭下江水与碧空相接、远处夕阳与亭台相映的优美图景,展现出一片空阔无际的境界,充满了苍茫阔远的情致。“知君为我新作”两句,交待新亭的创建,点明亭主和自己的密切关系,反客为主、诙谐风趣地把张偓佺所建的快哉亭说成特意为自己而造,又写亭台窗户涂抹上青红两色油漆,色彩犹新。“湿”字形容油漆未干,颇为传神。
“长记平山堂上”五句,是记忆中情景,又是对眼前景象的一种以虚托实的想象式侧面描写。作者用“长记”二字,唤起他曾在扬州平山堂所领略的“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那种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高远空蒙的江南山色的美好回忆。他又以此比拟他在“快哉亭”上所目睹的景致,将“快哉亭”与“平山堂”融为一体,构成一种优美独特的意境。这种以忆景写景的笔法,不但平添了曲折蕴藉的情致,而且加强了词境的空灵飞动。以上五句新颖别致,引人入胜,通过作者昔日的淋漓兴致,传达出当日快哉亭前览胜的欣喜之情。
上片是用虚实结合的笔法,描写快哉亭下及其远处的胜景。下片换头以下五句,又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展现亭前广阔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动心骇目的壮观场面。词人并由此生发开来,抒发其江湖豪兴和人生追求。“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三句,写眼前广阔明净的江面,清澈见底,碧绿的山峰,倒映江水中,形成了一幅优美动人的平静的山水画卷,这是对水色山光的静态描写。“忽然”两句,写一阵巨风,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一个渔翁驾着一叶小舟,在狂风巨浪中掀舞。至此,作者的描写奇峰突起,由静境忽变动境,从而自自然然地过渡到全词着意表现的着重点——一位奋力搏击风涛的白发老翁。这位白头翁的形象,其实是东坡自身人格风貌的一种象征。以下几句,作者由风波浪尖上弄舟的老人,自然引出他对战国时楚国兰台令宋玉所作《风赋》的议论。作者看来,宋玉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是十分可笑的,是未解自然之理的生硬说教,白头翁搏击风浪的壮伟风神即是明证。其实,庄子所言天籁本身绝无贵贱之分,关键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他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一豪气干云的惊世骇俗之语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刚直不阿,坦然自适,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享受使人感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苏轼这种逆境中仍保持浩然之气的坦荡的人生态度,显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这首词在艺术构思和结构上,具有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特点。下片的描写和议论,豪纵酣畅,气势磅礴,词中出没风涛的白头翁形象,犹如百川汇海,含蓄地点明全篇主旨,有强烈的震撼力。全词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既描写了浩阔雄壮、水天一色的自然风光,又其中灌注了一种坦荡旷达的浩然之气,展现出词人身处逆境却泰然处之、大气凛然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苏词雄奇奔放的特色。
全词热烈赞扬了岳飞为南宋王朝的中兴所作的奉功伟绩和他“精忠报国”的爱国品质,表达了对迫害忠良的投降派的强烈鞭达;词人不光为英雄一哭,更是为了寄希望于当时的宁宗皇帝,激励和鼓舞长期受到压抑的主战派将领抗敌御侮的决心,实现社稷一统的宿愿。
上片是追叙概述岳飞的生平事迹。开头两句以问代赞,点出岳飞是万人之中的英雄。下面“身草莽”四句,是说岳飞的浩气长存,精神永在,虽死犹生。从“年少起河朔”到“洗洞庭”,用洗炼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岳飞的英雄事迹:早年从军,武艺高强,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北望帝京”,是说岳飞时刻不忘收复中原失地。“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是写岳飞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惨命运。过去是打败了敌人之后才杀功臣,可如今敌人还在,岳飞就被杀害了,这历史的悲剧令人气愤。“过旧时营垒”以下四句,写出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对岳飞的深挚怀念与无比热爱之情。
下片抒写对岳飞被害的感慨和岳飞冤案得到昭雪后的盛况。“说当年事”,“知恨苦”,是以与岳飞谈话的口气,表露出对英雄不幸遭遇的无比同情。紧接着“不奉诏,伪耶真”的反问,有力驳斥了秦桧一伙强加给岳飞的罪名。“臣有罪”四句,是对支持秦桧杀害岳飞的宋高宗明褒实贬,言外之意是如果皇帝能明察忠奸真伪,就不会酿成岳飞惨死的千古奇冤了。“万古茅土”三句,是对古往今来奸臣下场的概括,断定当时的奸臣也绝没有好下场,表现出一种激愤之情。“人世夜”三句,是说茫茫黑夜必将被光明白日所代替,岳飞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下面三句就写想象中的岳飞冤案昭雪后无比荣耀的盛况,岳飞的勃勃英姿又焕然一新,重现世上。最后三句,写百姓对岳飞的怀念与祭奠,表达出人民也是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
整首词写得大气磅礴,气势凛然,围绕凭吊的主旨,将一首长调写得气脉贯通,一气呵成,足见作者的功力。
上片写张生相思与赴约。前五句,写张生相思无奈的心态。第一次见到莺莺时,张生就为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所震惊,这就是他稍后对红娘吐露的“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这一实心话的内情。作者将这一情节略去,直接写张生见过莺莺后所产生的浓浓的相思之情。“邃院重帘”,暗指莺莺住处;“何处”,是作者询问,因为对张生来说,莺莺的住处是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及。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两情未通,在他们之间,还远隔着礼教的大防。这一问,既表示了作者的关切,又唤起了读者的注意。果然,张生正处于相思难熬的时刻:“惹得多情,愁对风光。”一个“惹”字写出了莺莺的美色所产生的巨大的诱惑力。这里的“多情”原是相思以至痴情的同义语,作者写这一词语,褒贬之义分明。“风光”是供人观赏、引人喜爱的,张生以“愁”面对它:这是以乐景写忧情,可以收到双倍的艺术效果。紧接着,又通过张生的行为、生活环境以及张生眼中的景物,来透视张生的心态。由“睡起”说明张生的懒散,由“酒阑花谢”说明张生的苦闷,由“蝶乱蜂忙”说明张生的的百无聊赖和寂寞难耐(是一笔反衬)。后六句,写西厢约会以及张生急切期盼的心情。“今夜何人”,又作一设问,引起对张生赴约情事的叙写。“吹笙”句运用神话典故(也是一种美化),暗示张生与对方有约;“待月西厢”,则运用《莺莺传》中莺莺诗的现成语辞,明点男女约会之事,使全词歌咏崔、张爱情的主旨更加显豁。“空怅望处”三句,写张生将到西厢只见景物而不见伊人时焦躁乃至失望的心理,着一“空”字便曲曲传出。“一株红杏”是一种特征性景物,是《莺莺传》中所写到的,用来烘托旖旎风情,也恰到好处。
下片写张生恋爱生活中的波折、苦涩以及幽会偷期的喜慰之情。换头“羞颜易变”三句,作一转折,写莺莺突然变卦,不但未接纳张生,反而严加指责,拒之甚坚。《莺莺传》中写张生先是半惊半喜,以为事必有成,待莺莺一番训斥,迅即离去之后,不禁目瞪口呆,怅然若失。这太出乎张生的意料之外,使张生无法理解。本来“待月西厢”的诗简是莺莺所写,莺莺却忽然翻脸不认人。原因是莺莺从小接受了封建礼教,尽管一时动了真情,爱上了张生,甚至以诗简主动约会,显示了莺莺初步的叛逆性,但在思想深处仍有着“情”与“礼”的矛盾,在莺莺的面前仍有难以逾越的礼教的大防。再则,莺莺当时对红娘还不摸底,唯恐红娘向夫人告发。这对莺莺固然是痛苦的事,对张生伤害就更大。以下“谁信道”三句,写张生所感受到的极其苦涩的滋味,是张生的内心独白(也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评述)。随后“好事若无间阻”三句,有好事多磨之意,再作一转折,似可看成作者作为旁观者对张生的宽慰之辞。篇末“一般滋味”三句,承前“幽欢”二字,写张生与莺莺终于背着夫人而幽会西厢,也道出了张生甘苦备尝之后的深层心理。
全词强化了叙事性,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将传奇小说《莺莺传》中有关情节演化成了小叙事词,具有一定的抒情色彩。作者没有作纯客观的叙述,而是表达了对张生和莺莺的命运满怀关切和同情。
词的上阕,以轻松的笔触捕绘了清新的景致,彰显出词人无官一身轻的潇洒自在。”扁舟三日秋塘路,平度荷花去”两句中,“三日”是写实,从临安到青墩,水路约需三日行程;“秋塘”点明季节和时间,用语精练而又准确;“平度”二字,写出了舟行的平稳,反映了词人心情的恬适。“病夫因病得来游,更值满川微雨洗新秋”两句中,“病夫因病”,词人自称“病夫”,其实不过是“引疾”,不是真正有病。所谓“因病得来游”。也是一种因祸得福的遁词。表面上像是暗自庆幸,实际上是聊以自嘲,内心当藏有难言的痛苦。语言直而能纡,质而见巧,从而刻画了词人内心痛苦而外貌旷达的自我形象。
词的下阙“去年长恨拿舟晚,空见残荷满”两句,使词人的思绪从眼前转移到了过去,与上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空”字与前面的“长恨”相呼应,表达了无限怅憾的心情。从词情发展上来说,是一跌。“今年何以报君恩,一路繁花相送过青墩”二句,词笔又拉回来写乙卯岁奔赴青墩的情景,径承上阕意脉,抒发此时感慨。从词情来说是一扬。在这一跌一扬之中,词人的喜与恨种种感情变化,内心矛盾,便曲曲传出,沁人心脾。
全词在艺术结构上匀整对称,浓淡相宜,情景事浑然一体。行文意境清旷,抑扬跌宕,情寓景中,颇耐寻味。在虚虚实实中刻画了词人乐观旷达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