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十六年(1189)湖州春家作,所枨触全在昔年与一合肥妓女旧情,用情痴绝奇绝,非如此不足与言白石。萧时父,老诗人萧德藻的子侄辈。萧德藻赏识周济白石,以侄女妻之。偶然邂逅,白石与友人在湖州春家,迎面而来的小艇上,有女子恍似日夕相思的合肥旧识。“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一恍而过的镜头,眉目还真有些想象!然而“春渐远”,不是的。桃根桃叶,王献之二妾名,喻意中人姊妹行。
按,白石二十余岁在合肥时曾恋身份似为勾阑的女子,后再莅江淮,其人已杳。自此白石魂牵梦萦至于一世,“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鹧鸪天》)女子妙解音乐,恨入四弦人欲老,宝筝能拨春风,此词以《琵琶仙》名调,包含音乐上的怀念。春渐远了,添几声伯劳哀鸣的“自绿汀洲”自拟。白石每比唐代“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实未尽当。歇拍“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深情追忆至“三生”,使人腹痛。
下片展开这可解又不可解的“三生”情愫。白石《淡黄柳》小序说合肥多种柳,“客居合肥城南赤阑桥之西,巷陌凄凉,与江左异。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故白石咏柳几乎都和怀念合肥女子有关。丝丝柳色都在牵动“三生情愫”,所以下片隐括唐人咏柳三诗,并非泛泛之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偏要细说。此正词人性情和表现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处。
引用改装三首咏柳唐诗,有何特点、有何用意?“宫烛分烟”用韩翃《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此柳及柳花乃是蒙德宗皇帝御赏的为皇家气象凑趣之物,与一世布衣的白石大异,故一笔撇过,“奈愁里匆匆换时节。”“空阶榆荚”用韩愈《晚春》诗“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句意,此才是白石心目中之柳,故把一襟芳思付与,用两韵尽情渲染。“起舞回雪”句全词高潮。想见与合肥女子会心即在此千万缕起舞回雪处,杨花榆荚必有内心深处共鸣,否则不会终生难忘。末用王维《渭城曲》,虽是青青新柳,已渐淡渐远,西出阳关矣。“起舞回雪”,不作御街御柳,这是“三生杜牧”与合肥女子爱情的画龙点睛之笔。
一气清空,净化、淡化的渺茫爱情,云缕浪花般的追忆,又是何等执着浓郁。
该词以七夕牛郎织女故事为题,写出人们处处传说其故事的时风民俗。结尾渗透了神话传说气氛,显露出对天上仙境的向往之情,也是对牛郎织女美满爱情的向往之情。这首词咏七夕却不正面接触故事,而是从侧面轻轻叙说,新颖的角度给人全新的感受。
上片五句为清幽静谧的环境描写,作者对周围的事物作了仔细的观察。
“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梧桐刚开始萌出青绿色的叶,桂花才吐蕊,池水里的花已开始衰落。其中“桂花”一词点明了时间一秋天。以上三句都为描景句,作者环视庭园的景致,园中的碧梧、桂花都富有生气,呈现了恬静的生活气息。
“穿针人在合欢楼”句,“穿针人”为作者自己,作者交代自己正在合欢楼穿针引线,说明她边做女工,边赏园景。她抬头望去,“正花露、玉盘高泻”,一轮明花刚刚露出在庭园的上空,它象玉盘那样洁明,从高空泻下银光。其中“花露”一词点明了时间为刚入夜。
下片五句由日常事引出感慨。
“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儆古今佳话”三句,道出了古往今来的人生之道,入夜后,蜘蛛忙于织网,白天欢噪的鹊鸟已入巢,耕地的、织布的农家辛劳一天也已困倦,自古至今都如此往复,只不过碌碌终生而已。
“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人间过去一年,天上才过去一天,正是“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慨叹天上、人世之差异。全词上阕为描景,下阕为议事。描景句里,作者注重选用副词,如“才”、“微”、“正”,这些副词可以恰如其分地起说明的作用。“才吐”说明“桂花”还未完全绽开;“微谢”说明花的盛开期刚过,花瓣刚有缩卷:“正花露”说明花亮升起不久,入夜时间不长。这足以说明作者对周围事物的变化观察得很仔细。上阕的动词“初”、“露”、“泻”,对突出事物的形象很有用,“初出”,说明梧桐绽叶不久,给人一种新生的感觉;“花露”,说明花亮露头不久,给人也是一种新生的感觉;“高泻”,花光一泻千里,在夜空中是那样的美。由于用了“露”泻”两个动词,就使“正花露、玉盘高泻”句成为动句,形象逼真、生动。下阕的议事句里,“蛛忙鹊懒”句中“忙”与“懒”为反义词,在句中形成意思的鲜明对照和映衬;“耕慵织倦”句中,“慵”与“倦”为同义词连用,可使词句语意完满。作者精心选用词语,意为增强表达效果。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