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写无聊的夜间,独坐灯前,秋夜空庭,抒发其心情困顿。下片言明时间已至三更,而词人仍是难以安寝。全词采用翻转层进的表达之法,使所要抒发的感情更加深透,更能启人联想。
上片写无聊的夜间,独坐灯前,秋夜空庭。“闷自剔残灯”,让人想到容若是个容易亲近的人,在灯前独坐,百无聊赖,只得面对残灯,自娱自乐。这样的男子,虽然性情忧郁,却在骨子里有着让人喜爱的部分。开篇一句正是其心情困顿,无可抒发的无奈写照。到了“暗雨空庭。潇潇已是不堪听”,已经是痛到极致的一种状态了。风雨潇潇而落,空气清冷,在晦暗的夜空下,这雨声还有风声是如此的不堪入耳。听到耳朵里,仿佛都是刺在心头,针扎一般,让人难以忍受。“那更西风偏着意,做是秋声”,可是秋风不解人意,偏偏刮个不停,将凄凉的秋意刮遍人心。在容若的词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悲伤欲绝的词,相当凄切。所谓“观之不忍卒读”,字字句句情真意切,有着无法宽宥的自责与责他。
下片言明时间已至三更,而词人仍是难以安寝。已经是三更天了,夜深人静,自己却还是难以入眠,“城柝已三更,欲睡还醒”,容若在孤寂的夜色中,看着天色一点点变明亮,眼看着第二天的白日就要升起来了,可自己还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独坐桌旁,守着一盏孤灯,看着窗外寒夜中的星空,心早已苦成了一个又一个黑洞。在这个深夜中,“薄寒中夜掩银屏”。容若在为什么愁思,是为女子,还是为友人,难以说清。这突如其来、绵绵不绝的愁绪,让容若也对自己产生了嘲讽之意,他暗叹道:“曾染戒香消俗念,莫又多情”,就此结束了整首词,不需要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的愁苦开示。从前种种,是永远的痛。而今一切,是无奈的人生。
诗人自悔多情,欲从中自救,故“曾染戒香”去消解之。但秋夜秋声却偏偏又触动了他的多情。本来是多情。偏要学无情,结果仍是陷入多情的烦恼中,如此矛盾的心情,又使诗人平添了更多的愁苦。这是翻转层进的表达之法,使所要抒发的感情更加深透,更能启人联想。
这是一首五律,但不为格律所缚,写得新颖自然,曲尽山行情景。这首诗运用丰富的意象,动静结合,描绘了一幅斑斓多姿的山景图。山路崎岖,对于贪图安逸,怯于攀登的人来说,“山行”不可能有什么乐趣。山野荒寂,对于酷爱繁华,留恋都市的人来说,“山行”也不会有什么美感和诗意。
首联一开头就将这一类情况一扫而空,兴致勃勃地说:“适与野情惬”——恰恰跟作者爱好山野风光的情趣相合。下句对此作了说明:“千山高复低。”按时间顺序,两句为倒装。一倒装,既突出了爱山的情趣,又显得跌宕有致。“千山高复低”,这当然是“山行”所见。看见了山野非常喜爱,心中很满足,群山连绵起伏的,时高时低,一个“惬”字,足以体会出当时作者心满意足的心情。“适与野情惬”,则是 “山行”所感。首联只点“山”而“行”在其中。
颔联进一步写“山行”。“好峰”之“峰”即是“千山高复低”;“好峰”之“好”则包含了诗人的美感,又与“适与野情惬”契合。说“好峰随处改”,见得人在“千山”中继续行走,也继续看山,眼中的“好峰”也自然移步换形,不断变换美好的姿态。第四句才出“行”字,但不单是点题。“径”而曰“幽”,“行”而曰“独”,正合了诗人的“野情”。着一“迷”字,不仅传“幽”、“独”之神,而且以小景见大景,进一步展示了“千山高复低”的境界。山径幽深,容易“迷”;独行无伴,容易“迷”;“千山高复低”,更容易“迷”。著此“迷”字,更见野景之幽与野情之浓。
颈联“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互文见意,写“山行”所见的动景。“霜落”则“林空”,既点时,又写景。霜未落而林未空,林中之“熊”也会“升树”,林中之“鹿”也要“饮溪”;但树叶茂密,遮断视线,“山行”者很难看见“熊升树”与“鹿饮溪”的野景,作者特意写出“霜落”、“林空”与“熊升树”、“鹿饮溪”之间的因果关系,正是为了表现出那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惟其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所以饱含着“山行”者的“野情”。“霜落”而“熊升树”,“林空”而“鹿饮溪”,很是闲适,野趣盎然。
尾联“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让人感觉余味无穷。杜牧的“白云生处有人家”,是看见了人家。王维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是看不见人家,才询问樵夫。这里又是另一番情景:望近处,只见“熊升树”、“鹿饮溪”,没有人家;望远方,只见白云浮动,也不见人家;于是自己问自己:“人家在何许”呢?恰在这时,云外传来一声鸡叫,仿佛是有意回答诗人的提问:“这里有人家哩,快来休息吧!”两句诗,写“山行”者望云闻鸡的神态及其喜悦心情,都跃然可见、宛然可想。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