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应制诗，诗中描写了京都元宵佳节灯火如山的盛况，以及君王临幸与民同乐，“天上清光”跟“人间和气”交相融合的良辰美景，歌颂了仁宗朝的太平之象。就诗的内容、艺术来看，较为平凡，无甚出色。
皇帝出游，仪仗威严。因为是夜游，又是元宵灯节，所以皇帝的仪仗队打着高高的宫灯，挑在皇城的城墙上，隔着护城河看过去，就像一座座高耸的山峰，一句“高列干峰宝炬森”将这种千灯并举，簇拥出无上皇权的景象烘托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一派显赫威严之下，百姓平日难得一见的天子来到午门，与民同乐。“端门方喜翠华临”的意思就是说在一片喜气之中，午门迎来了皇帝的亲临。
“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还同万众心”正契合了仁宗的那句“朕非好游观，盖与民同乐”。皇帝作为天子，是上天的代表，“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间和气阁春阴”，他在新年的临幸为百姓带来了祥瑞之气，百姓也要纷纷向他们的皇帝问候与祝福，“华封祝”是一个典故，在这里用这个典故表明百姓对皇帝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要知尽庆华封祝，四十余年惠爱深。”要知道百姓之所以这么爱戴自己的皇帝，是因为他们沐浴了皇帝陛下四十多年的恩泽。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当时蔡襄正担任着他的宰相。他的这首应制诗虽然不乏奉承之语，但全诗文气流畅，庄重典雅。
皇帝在这一日站在皇宫门楼上接受百姓的瞻仰，是表示自己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而自己则愿意与民同乐。这在古代并不稀奇，很多皇帝都用同样的方式安抚过民众。蔡襄的这首作品，全诗用了很多歌颂性质的字眼，大概人们都是喜欢听奉承话的，而皇帝尤其是这样的人，所以这首诗里的字词有带着阿谀奉承的嫌疑。像“千峰高列”，“宝炬”，“方喜”，“宸游”，“万众心”，“搁光阴”，“尽庆封祝”，“惠爱深”，这些词很夸张，很难说百姓真有这样深的感恩之心，四十余年中仁宗真的就老是为百姓着想。
蔡襄的诗水平一般，只是应制之类作得多些，声名传出去竟有了蔡公善诗文的说法。应制诗一定得合皇帝的意，不能风头盖过了皇帝。这样题材的诗，向来是难免使人笑话的。臣子唯唯诺诺站在皇帝宝座下，尽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战战兢兢，生怕诗做不好，轻得不受倚重，重得丢掉性命，那么只好拣好听的话说了。时间一长，于是这样的诗歌就好像从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流传得也自然多了，久而久之竟造就了蔡公善诗文的佳话。
王和卿幽默诙谐，其散曲作品善用夸张手法状物写景。这首曲子即体现了这一特色。
全文深受《列子》影响，想象奇特，充满了奇思壮采。“胜神鳌，夯风涛”写出了大鱼的磅礴气势。作者以巨鳌比，已见鱼之巨大，而作者更云“胜神鳌，夯风涛”，以一“胜”字，夸耀鱼的力量之神，还远在神鳌之上。“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则说明这鱼不仅身形庞大，还神猛无比。作者以大鱼背负蓬莱之轻松，与神鳌“夯风涛”之沉重作比，形象地写出了大鱼无与伦比的神奇力量。开头三句，作者空中落笔，极力夸耀大鱼之神力而不描绘它的形体具体如何，以悬人心念。第四句方绘其形体：“万里夕阳锦背高。”这鱼是如此不同寻常，万里夕阳都照不全它的脊背，更不见其首尾，则其全身之大，简直令人不敢想象。作者笔墨纸夸张，实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下句更异想天开，层楼再上：“翻身犹恨东洋小。”真是奇想妙语。东洋已大不可测，偌大的东洋都嫌小，鱼身之大，几欲支撑天地了。至此，大鱼已神形具备，如何作结，颇难下笔，而作者却出人意料，以“太公怎钓”作豹尾，顿使全曲神采倍增。据说姜太公能用直钩便可把鱼钓到，连姜太公都没有能力将它钓走。在古代，神物神兽皆以神人为主，此大鱼却一反常态，其意味正在此鱼是毫无拘束，一任自由的。这无疑是“神”“大”的最高境界。
这支小令以大鱼比喻志向远大、抱负超群的人。蓬莱岛是神话中的仙境，风调雨顺，丰衣足食，“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一句，既夸张地写出了大鱼之大，也表现出大鱼胸有治国委邦的雄才大略，同时它还具有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胸襟。作者塑造这样一个力大无穷、形大无比和无拘无束的形象，很可能是有所寄托的。它不妨可看作元初一批文人放浪形骸、恣肆任诞和无拘无束的精神折光。
在艺术手法上，此曲想象新颖奇特、笔调幽默，造语诙谐，传神之法尤为出色。即实处写形，亦化实为虚，采用超限比喻手法，说鱼胜于巨鳌，恨东洋为小，其大究竟如何，则有意模糊不述，鱼之大便没有界限。这样，读者的想象力可得到充分发挥，因而极大地提高了作品欣赏中的可塑性和再造力。这是古代诗歌状情写物中颇具特色的手法。这首小令堪称优秀典范之一。
这首诗写战国时期贤士郭隗有幸受到燕昭王的礼遇，体现了作者对开明盛世的向往、对先贤丰功伟绩的追慕、对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反映了古今仁人志士的普遍遭际。全诗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语言质朴，情感深沉。
全诗的主旨落在开头两句：“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这两句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感慨，表明诗人的不得志，非己无才，实乃生不逢时。这包含着诗人的无限悲愤和辛酸，概括了封建时代许多有才智之士的共同悲剧。因为生不逢时，所以更加渴望明主，更加仰慕前贤。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昭王想招揽天下贤士报齐国之仇，首先为郭隗改建了宫馆，并且像对待老师那样地尊敬他。因此诗中说：“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这两句体现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贤人丰功伟绩的追慕。
这首诗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充满着对社会政治、人生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和思考。此诗之所以能对后来的中国读者产生强烈的美学吸引力，靠的是文学历史的背景。它借古讽今，情感深沉，被看成令人信服的朴质风格，是中国诗歌中最重要的摹拟格式之一，即不是模仿行动和外界，而是模仿内在的情感状态。历史的联想使得这些情感成为正统的、极其严肃的情感，而不是纯个人关注的细微情感。此诗的创作可以说是诗人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一次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