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游记,写山川景物形象,并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情趣和韵味。作者船行于长江小孤山至大孤山一段,所见所游,非止一处,为避免重复单调,需要用精彩的变化的笔墨,抓住各处景物特征进行描绘。文中写烽火矶“嵌岩窦穴,怪奇万状,色泽莹润”,写峭石’‘杰然特起”.“丹藤翠蔓,罗络其上,如宝装屏风”,写小孤山“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写澎浪矶“虽无风,亦浪涌,盖以此得名”,写大孤山“四际渺弥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只寥寥几笔就描绘出鲜明独特的形象。
由于景点多,仅是孤立地写出特征,也可能会失之分散。作者注意了景点间的联系。一是各处景物虽千姿百态,但又均有山与江水相互生发辉映的描写,构成整体背景,使景物在多样中见统一;二是注意各景点地理位置上的联系。文章屡次写江流和船行,即在分散的景点中贯以线索。至于写澎浪矶和小孤山,“二山东西相望”,写大孤山时又与小孤山作比,更见出其间联系,从而由各景点共同组成一幅完整的长江山水图。
在各景点中,以对小孤山的猫写最为充分。作者用笔灵活多变,从各个角度写这一江中绝景。既随角度变化显现作者是在江行中览眺景物,又从多个角度充分展现了山水景物的千姿百态。
作者在记述山川景物、名胜古迹过程中,随时触合抒情和议论,并将有关的传闻轶事、前人诗句都信手拈来,还随笔写出郡县沿革、地形防戍等情况,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使写景记游具有思想深度,同时亦为景物添彩生色,使一景一物似乎都带有诗的灵气,文的推致,神话的氛围,历史的积淀,诗文传说与胜景相互映发,更为引人入胜。
作为散文,所描摹的山水形象,与用诗歌写出的山水形象是有差别的。文贴近山水的本来面貌,写得具体,而诗则是写意的,境象与情思都升华得更为高远一些。在陆游之前,苏轼有咏大孤山小孤山的著名题画诗《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
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诗的最后两句,为陆游文中所引,但诗中以浪漫之笔写得煞有介事,而文中仅作为诗家浪漫想象的妙语,并对有关传说予以考校。苏、陆二家,一诗一文。苏诗是凌空飘飏的,所展现的形象,真有“山苍苍,水茫茫”“沙平风软望不到”的感觉,而陆文则是脚路实地,从多种侧面,作了细致真实的描写。苏诗能启发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陆文则让我们如同身临其境。对比之下,可以显见其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体现着文学艺术手段的丰富多样,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这首诗的题目为“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所以除了写人还要写月、写花、写酒,既把四者揉为一体,又穿插写来,于完美统一中见错落之致。
诗的开头两句“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开门见山,托出花与月。首句写花,花落春归,点明了时令。次句写月,月色入户,交代了具体时间和地点。两句大意是说,在一个暮春之夜,随风飘落的杏花,飞落在竹帘之上,它的飘落,似乎把春天的景色都给驱散了。而此时,寂寞的月,透过花间,照进庭院,来寻觅幽闲雅静之人。“寻幽人”的“寻”字很有意趣。李白有诗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是主,明月是客,说明诗人意兴极浓,情不自禁地邀月对饮。而在此诗中,明月是主,诗人是客,明月那么多情,入户来寻幽人。那么,被邀之人就不能不为月的盛情所感,从而高兴地与月赏花对饮。
接下来“褰衣步月踏花影,炯虹流水涵青苹”二句,是说诗人应明月之邀,揽衣举足,沿阶而下,踱步月光花影之中,欣赏这空明涵漾、似水涵青苹的神秘月色。这两句空灵婉媚,妙趣横生。诗的上下两句都是先写月光,后写月影。“步月”是月光,“踏花”是月影;“炯如流水”是月光,“涵青苹”是月影。“炯如流水”,是说月光清澈如水,“炯”字写月光的明亮,如杜甫《法镜寺》:“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涵青苹”是对月影的形象描绘,似水的月光穿过杏花之后,便投下斑斑光影,宛如流水中荡漾着青苹一般。流动的月光与摇曳的青苹,使沉静的夜色有了动感,知月惜花的诗人,沐浴在花与月的清流之中,正好可以一洗尘虑,一涤心胸。这两句诗勾画了一个清虚、明静、空灵而缥缈的超凡境界。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两句写花与酒。杜甫《遣兴》诗中有“狂风挽断最长条”之句,白居易《晚春》诗中则说:“百花落如雪。”“花间置酒”两句化用了杜甫、白居易诗意,写出了赏花与饮酒的强烈兴致。美酒置于花间,酒香更显浓郁;香花,趁着酒兴观赏,则赏花兴致也就更高。花与酒互相映发。诗人此时的情怀,与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意趣迥然不同,不是寂寞孤独,而是兴致勃勃。
“山城”以下四句,前两句写借月待客,突出“爱月”之心。山城偏僻,难得好酒,可是借月待客,则补酒薄之不足。“劝君且吸杯中月”一句,是从白居易《寓龙潭寺》诗“云随飞盖月随杯”中化出,表明诗人对月之爱远远超出了对酒之爱。后两句情绪渐转低沉,见诗人“惜月”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月光的流转,悠扬的箫声渐渐停息,月下花间的几案之上,杯盘已空,诗人忧从中来。此时诗人最忧虑的不是别的,而是月落。这里含着十分复杂的情感,被排挤出朝廷的诗人,虽然此时处境略有好转,但去国之情总会带来凄清之感,在此山城,唯有明月与诗人长相陪伴。月落西山,诗人情无以堪。
诗的最后两句转写花,不过不是月下之花,而是想象中凋零之花。月落杯空,夜将尽矣,于是对月的哀愁转为对花的怜惜。月下之花如此动人,第二天一阵恶风刮起,便会落英遍地,而满树杏花也就只剩下点点残红。诗中寄寓了人生命运的感慨。
这首诗韵味淳厚,声调流美,在表现手法上很有特色。首先是物与人的映衬,情与景的融入。人因物而情迁,物因人而生色。首句“杏花飞帘散余春”,是一派晚春景色,天上有明媚之月,花下有幽居之人,绮丽之中略带凄清之感。接着“明月入户寻幽人”一句,达到了物我相忘的境界。诗人因情设景,因景生情,情景交融,出神入化。
构思的错落有致,变化自如,使全待情致显得更浓。开篇两句既写花又写月。三、四句重点写月,其中也有写花之笔。五、六句写花、写酒,但重在写花。七、八句写爱月之深。九、十句写惜月之情。最后两句是虚笔,借花的凋零写惜春之情,并寄有身世之感,寓意更深一层。通观全篇,诗人紧扣诗题,不断变换笔墨,围绕花、月、酒三者,妙趣横生。
诗人笔下的月,不仅是含情脉脉,而且带着一股仙气与诗情。这种仙气与诗情,是诗人超脱飘逸风格的体现,也是诗人热爱自然的心情的流露。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