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是乐府相和歌平调七曲之一。古乐府中有《长歌行》与《短歌行》之分，关于二者的命意，《乐府解题》有两种说法：一是“言人寿命长短，有定分，不可妄求”；一是“歌声之长短耳，非言寿命也”。在李白之前，以此题为诗者，多为慨叹人生短暂，主张及时行乐。李白的这首诗，却以乐观浪漫、昂扬奋发的精神，在喟叹生命短促的同时，表达了对人生的珍惜，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时间本是个抽象的概念，用“白日”来指代，便成为具体可感的形象了。“短短”两个叠字，强调它稍纵即逝。由时光的流逝，自然联想到人生易老，年华难驻。这样，诗意自然而然地转到对光阴的珍惜。起首两句，貌似平平，实则恰到好处。既开门见山点明题意，又为诗意的拓展预留地步，而且格调质补，语势流走，转承自然。
时间永恒，无始无终，漫漫无垠；生命短暂，代谢荣衰，转瞬即逝。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一强烈的反差，进一步驰骋瑰丽神奇的想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上句从“空间”角度极言天宇浩瀚无垠；下句则从“时间”角度感叹光阴的永恒漫长。“万劫太极”，何其久远！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那曾经见过东海三次变为桑田的麻姑仙女，如今也已两鬓斑白了。这种浪漫的夸张只能出自李白的笔下。据传为汉代东方朔所作的《神异经》里有这么一个故事：东王公常和玉女用箭作投壶游戏，每次要投一千二百支，若未投中，天便开口大笑，这就是下界所见到的电光。如今这种电闪雷鸣已历成千上亿次了。诗人巧妙地把这两个故事融入诗篇，将人们带进奇伟的神仙世界。这里有苍茫的穹宇，人世的兴替，麻姑仙女蝉鬓染霜，天公玉女嬉戏作乐，倏忽又是雷鸣电闪，风雨将至……，多么光怪陆离，神奇而诡谲!这些奇异的境界，极其有力地渲染铺排了“万劫太极长”的内涵。至此，空间的浩渺、时间的无垠，通过诗人大胆而奇特的想象，表达得淋漓尽致。继而，诗人笔锋一转，拓出另一番意境。
“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诗人要揽住为太阳驾车的六条神龙，把太阳所乘之车挂在东方“日出之所”的扶桑树上，用北斗作酒勺盛满美酒，请六龙各饮一杯。这样便会使时光停歇下来，人生似乎便能得以长久。结尾二句道出诗人的意愿：“富贵非吾愿，与人驻颜光。”自古帝王们，即使秦皇、汉武一代雄主，也无不遣人访神仙，求长生，无非为了富贵永久。诗人要揽六龙、回朝日，“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绝非为个人富贵。对他人，为的是“老者不死，少者不哭”（李贺《苦昼短》）；对诗人自己，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他渴望着有朝一日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要拯物济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像大鹏一样要“扶摇直上九万里”，即使暂时受挫，也要“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这也许就是诗人的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吧。唐司空图说：“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与李生论诗书》）。对诗人的意蕴似乎应作如是观。
纵观全诗，诗人在驰骋丰富的想象时，把美丽的神话传说融入瑰丽奇伟的艺术境界，塑造出瑰奇壮观，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洋溢着浓郁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文辞如行云流水，极富表现力，体现了诗人雄奇奔放，清新飘逸的风格。他以吞吐千古，囊括六合的胸襟和气魄，天马行空般地驰骋想象，从思想到艺术都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在继承借鉴前人的同时作了重大的突破，比如，“北斗酌美酒”就是反用《诗·小雅·大东》“唯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的典故。前人的《短歌行》在慨叹人生短促时，往往流露出一种及时行乐，纵情声色的颓废情绪。同样的歌题，在李白的笔下，虽也同样发出“百年苦易满”的叹喟，然而，全诗贯穿的却是乐观浪漫、昂扬奋发的基调。这是诗人的个性及盛唐时代的精神风貌使然。再如，屈原在《离骚》中唱道：“吾令曦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徜徉”。李白显然对此是有所借鉴的。但同样的素材到他手里，便刻意铺排为新颖、诡谲的艺术境界、包蕴着更为深广的内涵。“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力的活动。”（黑格尔语）李白的创作实践证实了这一论断。正如皮日休对他的评价：“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李白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诗描绘了洞庭湖月明雁啼、水天相映的景象，展示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其中似乎寄托着作者的仕途不遇、人生悲凉之感。全诗以洞庭湖景引入，以帝子传说作结，意境清空幽冷，想象丰富奇特，充分体现了李贺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此诗的风格、意趣和构思，都很像《楚辞》中 的《湘君》《湘夫人》
首联写洞庭湖上，明月千里，天水相接，凉风习习，大雁掠过，是先就其地描画一下清空幽冷的光景。
颔联说，青石上的九节菖蒲早已枯萎，于是诗人产生了这世上哪里还存在不死之药、何处还能寻觅到仙人足迹的疑问，而在这波光荡漾的夜色中，仔细聆听，似乎可以听见湘灵鼓瑟的幽怨之声，他们也在恭迎着帝子的降临。
颈联诗意出现转折：但多年过去，连山头的桂树都已变老，帝子身影仍然没有显现，唯有那雌龙在泛着寒光的湖面低吟。
尾联写一群群小鱼在幽静的湖水中窜来窜去，帝子既不可见，那就姑且把珍珠投入水中，以祈求她的祝福。对结尾两句，诸家解法大体相同，都以为出自《九歌·湘君》“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即湘夫人因等不到湘君，心生怨恨，为了表示决绝，把湘君所赠的东西都投到水里，以表示湘夫人深长的怨望。
这首诗与李贺另一首诗《湘妃》在意境和用词上非常相似。在意境上都显得比较幽冷。在用词上，“千年”与“古香”、“凉夜”与“凉风”、“雌龙吟怨”与“吟古龙”、“山头老桂”与“九山静绿”以及“幽愁”与“吟怨”等都比较相似。这两首诗应是姐妹篇，而《湘妃》涵义的清晰性正可以帮助正确解读《帝子歌》。
第一首是触景伤情，前两句是写景，后两句是抒情。前两句所写之景虽是徐州逍遥堂之景，却与十七年前他们在京师怀远驿所见之景酷似。苏轼《感旧诗》叙说：“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急速貌），始有感慨离合之意。”苏辙所说的共读韦苏州（韦应物）诗，“相约早退”，即在此时。《感旧诗》中又说：“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这次逍遥堂的风雨声引起苏辙兄弟的“追感前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次而已。秋风秋雨，一般给人以“凄然”之感，但这次给他们的却是“喜”，因为他们在“不见者七年”之后，总算“会宿逍遥堂”了。但这种“喜”又是“误喜”，是空欢喜，因为他们原来是“相约早退”，去过自由自在的闲居生活。而此时二人皆在做官，行动并不自由。虽对床夜语，仿佛“旧约”真的实现了；但不久就要“孤帆水驿”，再次离别：“贱仕迫程期，迁延防谴怒。”（《雨中陪子瞻同颜复长官送梁焘学士舟行汶上》）“不知”二字也用得妙，既是因“误喜”而暂忘“漂泊”，更是诗人对“误喜”的自嘲。暂时漂泊彭城，其实是没有什么可喜的。
第二首是诗人想象自己离开徐州后苏轼的心情。首句“凉如水”既是写秋凉，也暗示了他离去后苏轼将很感孤独、清冷。次句化用“山公”山简事。山简官至尚书左仆射。他镇襄阳时，优游闲适，但是嗜好喝酒，一喝就喝到醉。（见《晋书·山简传》）苏轼常以山简自况，如“谁记山公醉夕阳”（《新葺小园》），苏辙这里也以山简比苏轼，说他离去后，兄长定很苦闷，只好以酒浇愁。第三句进一步补写苏轼的醉态，最后仍以凄风苦雨作结。全诗所写的秋凉如水，烂醉似泥，困卧不起，风雨凄凄，既造成了清冷的气氛，又突出了苏轼的苦闷，比第一首具有更浓厚的感伤色彩。
张耒评苏轼苏辙两人的诗风：“长公（苏轼）波涛万顷海，少公（苏辙）峭拔千寻麓。”（《赠李德载》）苏轼诗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苏辙诗如高山茂林，幽深峭峻。这两首诗也颇能代表苏辙的诗风，质朴自然，不事雕琢，清幽冷峻，有一唱三叹之致。
《潇湘神》，一名《潇湘曲》。刘禹锡贬官朗州（今湖南常德）后，依当地的迎神曲之声制词，写了二首，创此词调，此为其中的第二首。潇湘，潇水流至湖南零陵县西与湘水合流，世称“潇湘”。潇湘神，即湘妃。指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博物志》记载，舜帝南巡，死于苍梧，葬于九嶷，他的爱妃娥皇、女英闻讯后赶至湘水边，哭泣悲甚，其泪挥洒在湘竹上，留下斑斑泪痕，遂成斑竹，她们也就自投于湘水，成为湘水女神，亦称“湘灵”。刘禹锡这首词，便是题咏湘妃故事的。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开头两个叠句，一方面是利用两组相同的音调组成滚珠流水般的节奏，以加强哀怨的气氛；一方面是反复强调斑竹枝这一具体事物，以唤起并加深人们对有关传统故事的印象。词人在这重叠深沉的哀叹中，实际上也融进了自己被贬谪的怨愤痛苦之情，从竹上的斑点，写到人物的泪痕，又从人物的泪痕写到两地相思，层层深入，一气流贯。在词人的笔下，斑竹成为多情相思的象征，是一种隽永幽雅的意象，而不再是普通的自然景物。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楚客，本指屈原。刘禹锡当时正贬官在朗州，与屈原流放湘西相似，所以这里的“楚客”实是作者以屈原自喻，将湘妃、屈原和自己的哀怨，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瑶瑟”，乃瑟的美称，在作者的想象中，湘灵鼓瑟必然极为哀怨，所以说“瑶瑟怨”。当夜深人静、明月高照之时，楚客徘徊于潇湘之滨，在伴和着潺潺湘水的悠扬琴韵中，细细领略其中滋味，此之谓以环境烘托心情。词中创造了一个凄清空漾的境界，更适于传达出词人哀怨深婉的情思，作者和湘灵的怨愤之情融合了，历史传说与现实生活融合了，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也融合了，情致悠然不尽，辞止而意无穷。
全词虽为祭祀潇湘神而作，但却借古代神话湘妃的故事，抒发自己政治受挫和无辜被贬谪的怨愤。作者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个真实与虚幻结合的艺术境界，将远古的传说、战国时代逐臣的哀怨和自己被贬湘地的情思交织起来，融化为一体，赋予这首小词以深邃的政治内涵，显示出真与幻的交织和结合，以环境烘托其哀怨之情，虽似随口吟成，而意境幽远，语言流丽，留给读者无穷回味和遐想的余地。
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