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一共二十句,可以分两大段,前十句为第一大段,后十句为第二大段。前十句回忆往昔扫灭薛举的征战,追述了作者当年满怀壮气,仗节破敌,“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后十句描述李世民即位后暂停华轩,瞩目俯视旧日战地的情景。这首诗雄放宏拔,颇见动感与力度。
第一大段是描写诗人当年的英姿豪气和与薛军激战的情形。
前四句:“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诗人回忆起自己少年时期,英气逼人,提戈持节,英勇杀敌,心胸高如空中的朗朗晴日,志节如同秋霜一样纯洁。
后六句:“移锋随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诗人以一系列新颖的意象来作比喻:唐军在征战之时,其锋芒所向,有如随电骤起,其势如长河的奔涌,一泻而出。薛军的营垒如同天外星陨,顷刻粉碎沉落,而兵阵亦如风卷横云,顿时四分五裂,这样,一次大战,使得敌军气焰大为收敛,再次战斗,就将凶暴的敌人彻底消灭。在这六句中,诗人略去了战争中的细节,而是用高度概括的形象,一气直下,势如破竹,具有雷霆万钧之力。
第二大段写重过战地的所见所感。
前两句:“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诗人来到扶风战场,停下有华盖的帝王之车,俯视着旧日激战的川原。
“沉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这四句正是他所看到的场景。当年双方激战的痕迹,似乎被沉沙掩埋,看不出什么迹象了,只有军灶还依稀地残留着一点痕迹。“减灶”,语出《史记·孙子传》,齐将孙膑用增兵减灶的计谋,以示兵力虚弱,诱魏将庞涓进入包围圈,将其歼灭。这里的“减灶”,实指军灶,同时也补足了上一段对战争的描写:不仅有战场上的力的明争,而且有帷幄中的智的暗斗。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了。那中原上的水波在晚霞的照射下,多么明净;远处的峰峦有如莲花,在薄雾的笼罩中,显得朦朦胧胧。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斗转星移,世界转眼之间千变万化,人间万物,今昔非比。想想多年来的沙场浴血奋战,看着眼前的太平天下,才深感自慰。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颇具特色。为了表达“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的感叹,作者在前后两大段中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对比,篇首,作者提戈仗节,生龙活虎,是雄姿英发的少年,而篇末感喟世途流易,人事沧桑,则显然已渐入老成。其次是环境的对比,当初激战时有如电起河决,星沉云裂,一派剧烈动荡之势,而驻轩属目时,却是故迹沉沙,水净莲昏,一片安谧宁静气氛了,动静之间,对比十分强烈。第三,由此而引出了情绪上的对比,前一段意气昂扬,雄伟奔放,真有不可一世柏壮志豪情,而后一段则显得雍容稳健,深沉凝重,在胜利的自豪中,掺和着一种因为时光易逝的淡淡的哀愁。这些前后不同的变化和对比,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也使得诗思更为深厚,耐人寻味。
这首诗在形式上也自有其特点。除开始二句和结尾二句为散句外,中间全是一对一对的联句,排叠而下,很象后来的排律,不过平仄不合粘对原则罢了。它在语言的工整和词性的对偶上,继承了齐梁诗的特点,为唐诗逐步向排律发展,起了首开风气的作用,是一种创造中的探索。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这首词写思妇离情,为怀旧思远之作表现她对相聚时短,相别时速的无限怨恨之情。这种怨恨之情贯穿全篇。
上片写人、记事。开头即写初次相会时的突出印象,旨句“蕊黄无限当山额”,先从女主人公的额妆入笔,写出唐时流行的妇女妆饰美,由妆饰美,映托出女性形象美。下接次句,“宿妆隐笑纱窗隔”,写美人慵懒、怨淡的情态。此处“宿妆”,是在昭示女主人公晨起未理新妆,一副无情无绪的慵懒之状。“隐笑”二字,指笑意收敛、隐褪不显,表达一种忧苦、怨淡的表情。
“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二句,叙写相见旋别情事,有“相见何迟,相别何速”之意,点到“离情”的题上来。”相逢牡丹时”一语双关,牡丹既是说花,也是说人,都是最美的青春时节。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词人借用一个“暂”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相见”时间之短暂;紧接又着一“还”字,表明离去匆匆。而在此之前“相见牡丹时”的欢笑与种种美好的情事,伴随着“暂来还别离”的词句倏然远去,引起后面无限的伤感。
下片写饰物、写美景,烘托“别离”的情思。女主人公头饰非常美,翠钗闪烁着金黄碧绿的光泽,且以金作股,可见其贵重。钗由两股组成,古代情侣分别时常常掰钗为二,二人分执一股,以表相思,盼望重合。词人以重笔描摹“金作股”的妇女头钗,不单单是追求词句精致的装饰美,其深层的意蕴还在于以金钗暗示二人“似金钿坚”的爱情,以及女主人公对爱情持守的坚定。蝶双舞,这是借助钗上装饰的双飞蝶,象征美女的脉脉芳心,同时也反衬她孤独的心境。从翠钗上双双蝶舞,感伤别后的情难再遇,勾起无限心事重重,不得平复。
“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二句倒装,意谓对着当头明月的满枝繁花,也无从诉说她的心事。“心事”二字,承“暂来还别离”而来:女主人公因追忆往日爱情的欢乐,而更加剧对离人的相思之情,“竟谁知”三字透露着女主人公深深的叹惋。词情至此,已趋整合,这种无人知晓又难与人说的情感,再怎么表达也只能沉默。所以,最后一句,“月明花满枝”,表面上看,是在描写明月朗照、鲜花满枝春夜美景,而进一层,则是女子在夜深人静之时,只能对着空中明月和园中花枝,无声苦相思,良辰美景徒然虚设。以淡语收煞,融怀人的情思于眼前之景,意境凄迷。
这首词的创作,很典型地体现温庭筠追求一种隐约含蓄之美。作者选择具有丰富象征意义和暗示作用的“妆”与“饰”,来表达人物内心深隐情思。全词惟有结句一句是写景,也是以美景隐悲情,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诗写的是非常浪漫而自由的爱情:良辰美景,邂逅丽人,一见钟情,便携手藏入芳林深处,恰如一对自由而欢乐的小鸟,一待关关相和,便双双比翼而飞。
率真的爱情,形诸牧歌的笔调,字字珠玉,如歌如画。诗分二章,重复叠咏。每章六句,两句一层,分写景、写人、抒情三个层次,而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与典型感情齐备,可谓出之无心而天然合作。
美好的环境和有着美丽眉目的姑娘,从小伙子的视角见出,楚楚有致,格外动人。“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两句是兼赋的兴句,勾勒出一派春草青青、露水晶莹的良辰美景。春晨的郊野,春草葳蕤,枝叶蔓延,绿成一片;嫩绿的春草,缀满露珠,在初日的照耀下,明澈晶莹。在这清丽、幽静的春晨郊野,“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意思是说,一位美丽的姑娘含情不语,飘然而至,那露水般晶莹的美目,秋波一转,顾盼流转,妩媚动人。这四句诗俨然是一幅春日丽人图,先写景,后写人,堪称是“诗中有画”(苏轼语),画中有人。而在修长的蔓草、晶莹的露珠与少女的形象之间,有着微妙的隐喻,能引发丰富的联想。“清扬婉兮”的点睛之笔,表现了姑娘惊人的美丽。小伙子见到这一切,爱悦之情怎能不喷涌而出。“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里,有对姑娘的惊叹,有对不期而遇的惊喜,更有对爱神突然降临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第一章与第二章之间的空白,可理解为姑娘小伙相对凝视之时,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静场;次章前五句的重叠复唱,可理解为小伙子心情略为平静后,向姑娘倾诉的爱慕之意和殷殷之情。然而,在这人性纯朴的时代,又值仲春欢会之时,无需絮絮长谈,更不必繁文缛节。“邂逅相遇,与子偕臧。”只要两情相愿,便结百年之好;毋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可永结同心。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说:“灵魂集中在眼睛里,灵魂不仅要通过眼睛去看事物,而且也要通过眼睛才被人看见”(《美学》第一卷)。其实,艺术描写的这一美学原则,二千多年前中国的民间诗人已心领神会,运用娴熟。从《卫风·硕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郑风·野有蔓草》的“清扬婉兮”“婉如清扬”,都是通过流盼婉美的眼睛,写姑娘的美丽。在短小的抒情篇章中,只有通过传神的“点睛”之笔,才可能写活人物;而在陌生男女邂逅相遇之时,四目注视,相对而望,也是最自然的表情。因而,这里的“点睛”之笔,可以说虽着力而极自然。
三首诗中,其一既抒发了对忠君爱国但报国无门的屈原的爱慕、缅怀之情,又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悲伤忧苦之情
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说:“唐人五律,多高华雄厚之作,此诗以清微婉约出之,如仙人乘莲叶轻舟,凌波而下也。”他以“清微婉约”四字标举《楚江怀古三首》第一首诗的艺术风格,确实别具只眼。
秋风遥落的薄暮时分,江上晚雾初生,楚山夕阳西下,露气迷茫,寒意侵人。这种萧瑟清冷的秋暮景象,深曲微婉地透露了诗人悲凉落寞的情怀。斯时斯地,入耳的是洞庭湖边树丛中猿猴的哀啼,照眼的是江上飘流的木兰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涉江》),诗人泛游在湘江之上,对景怀人,屈原的歌声仿佛在叩击他的心弦。“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这是晚唐诗中的名句,一句写听觉,一句写视觉;一句写物,一句写己;上句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诗人伤秋怀远之情并没有直接说明,只是点染了一张淡彩的画,气象清远,婉而不露,让人思而得之。黄昏已尽,夜幕降临,一轮明月从广阔的洞庭湖上升起,深苍的山峦间夹泻着汩汩而下的乱流。“广泽生明月,苍山夹乱流”二句,描绘的虽是比较广阔的景象,但它的情致与笔墨还是清微婉约的。同是用五律写明月,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李白的“梦绕城边月,心飞故国楼”(《太原早秋》),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都是所谓“高华雄厚”之作。而马戴此联的风调却有明显的不同,这一联承上发展而来,是山水分设的写景。但“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田同之《西圃词说》),“广泽生明月”的阔大和静谧,曲曲反衬出诗人远谪遐方的孤单离索;“苍山夹乱流”的迷茫与纷扰,深深映照出诗人内心深处的撩乱彷徨。夜已深沉,诗人尚未归去,俯仰于天地之间,沉浮于湘波之上,他不禁想起楚地古老的传说和屈原《九歌》中的“云中君”。“屈宋魂冥寞,江山思寂寥”(《楚江怀古三首》之三),云神无由得见,屈子也邈矣难寻,诗人自然更是感慨丛生了。“云中君不见,竟夕自悲秋”,点明题目中的“怀古”,而且以“竟夕”与“悲秋”在时间和节候上呼应开篇,使全诗在变化错综之中呈现出和谐完整之美,让人寻绎不尽。
从这首诗可以看到,清微婉约的风格,在内容上是由感情的细腻低回所决定的,在艺术表现上则是清超而不质实,深微而不粗放,词华淡远而不艳抹浓妆,含蓄蕴藉而不直露奔迸。马戴的这首诗,可说是晚唐诗歌园地里一枝具有独特芬芳和色彩的素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