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劝勉张纬文坚守节操，要像松竹一样，挺立在岁寒之际，其实也是诗人自勉之词，表达了诗人风霜高洁的品质和对蒙古统治者不满之情。全诗采用比兴手法，格调沉郁苍凉，含蕴不尽。
首联起笔扣题，写分别后对张纬文的怀念思恋。用一“聊”字表明诗人平时怀思张纬文之情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滚滚涛涛，无止无息。“书来”恰似在“怀思”这条情感的河流中投入一石，只能是激起更深更广的情感的波澜，引起更深长的怀念，全诗正是对“书来”之后，激起的这种情感波澜的抒写。“清镜平明见白髭”，便是诗人情怀激荡剧烈的外形刻画。收到故人的书信后，诗人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待第二天清早对镜一看，白髭又多添了几根。该句感叹着时光流逝，身心的渐衰，感叹着“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继而深究，该句也依然是在写“怀”，写诗人对友人的怀念。人进老境，寂寞孤单，心情抑郁，会更加怀念旧日的生活，远方的友人的。首联并起，紧扣诗题，一以“书来”引“怀思”，一以叹老萦“怀思”。
颔联是诗人对友人诗酒逍遥生活的描述，该情景，或是由诗人想像而来，抑或是友人来“书”自述，意象空灵，含蕴不尽。既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生活无比关切的殷殷深情，也表现了诗人对朋友高尚节操的由衷称颂。明月高楼的景，映现了张纬文气概的豪迈，情志的高昂；高渐离燕市豪饮典事，又暗衬出了张纬文豪爽慷慨的性格。该联以高适的诗意入诗，既表现了诗人遥想中的朋友，在梅花盛开的人日，赋诗抒情的情景，更以高适寄杜甫的诗来比张纬文寄自己的“书”，以高适与杜甫的深厚情谊来比张纬文与自己的诚挚友情，以杜甫闲居浣花草堂自喻，展示出自己闲居故乡的宁静温馨之情，并以之告慰故友。且梅花，切景；人日，切时；草堂，诗人时居忻州野史亭，编辑《中州集》，收集亡金史料，切地；而高适致杜甫，张纬文致诗人，切人。以前人诗意入诗，却又能达到如此妙境，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颈联即承即转，进一步展示人到暮年，儿孙绕膝的安宁心境。如果首联和颔联，诗人抒“怀思”，想故人，基调是抑郁的，情感是凄婉的话，颈联，就显得洒脱昂扬了。现在已是初春时节，万象更新，春光秀丽；年轻的儿女们穿红戴绿，兴致勃勃，一片欢乐景象。春天，是美好的，给人们以希望与追求；儿女们是天真的，给人以慰藉和幸福。在此，诗人告诉他的老朋友，自己这里，春光明媚，如画似锦，儿女长成，天真浪漫，其景融融，其乐陶陶。该联，既是诗人对自己生活情景的描述，更是诗人自己的自宽自慰，写出了诗人豁达洒脱，开朗进取的性格与心情。而其中，也包含着对友人的一份体贴关怀的情愫。他是不希望朋友为他的处境牵心担忧的，是在用诗向朋友“报平安”了。
尾联“涧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岁寒枝”。诗意由怀念友人，而升华成为对友人的勉励，升华成为对一种人格操守的礼赞。诗人化用左思诗意，“涧底松”已经成为一种人格操守的象征了。“孤”字，写出了这松的孤标独傲；“二千尺”写出了这松的高大伟岸。即使冬寒严酷，狂雪残压，他仍然傲然屹立，葱绿一片。“孤”“二千尺”“岁寒枝”构成的松的意象，正是高洁的人品，不屈的节操的象征。尽管它身处“涧底”，也永远不改初衷。所以，诗人要情真意切地勉励朋友“殷勤留看”了。
该诗，既有对友人生活的关切，更有对友人保持高风亮节的期盼和勉励，发自肺腑的真情流贯全篇。该诗以诗人主观视角的转换描述和抒怀。首联写自己的心境，颔联转写友人情景，颈联又转写自己的境况与心情，尾联写对朋友的勉励和希望，全诗在视角的转换中，收到了流动跌宕、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
上元夜，指旧历正月十五夜，又称元宵节。我国素有元宵赏灯的风俗。崔液组诗《上元夜》七绝，共六首。描写当时京城长安元宵赏灯的繁华景象。据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神龙（唐中宗年号，公元705—707年）之际，京城正月望日（即十五），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族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喧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竞夸。文士皆赋诗一章，以记其事。作者数百人，唯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郎郭利贞（苏、郭之作皆五律）、殿中侍御史崔液为绝唱。”这是崔液所作赏灯诗六首中的第一首。
“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玉漏银壶”，计时的器具，古代以漏刻之法计时，具体方法是用铜壶盛水，壶底打通一小孔，壶中立刻度箭，壶中的水逐渐减少，箭上的度数就依次显露，就可按度计时，击鼓报更。元宵夜尽管解除了宵禁，但长安城的钟鼓楼上，仍旧按时报更；人们听了，都嫌时间过得太快，怕不能玩得尽兴，于是说：滴漏箭壶，你不要这样一声比一声紧地催促呀，也不要过得那么快，今夜的城门要一直开到天亮呢！上句写出了人们“欢娱苦日短”的感慨，下句是说在此太平盛世，应该通宵尽兴。吃过晚饭，打扮一新的人们，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迫不及待地早早走出家门，三五成群相邀着、呼唤着、嬉笑着，涌出巷口，融入大街，汇进似潮喧闹欢腾的人流。人们兴高采烈地燃放烟花爆竹，挥舞狮子龙灯，观赏绚丽多彩的灯火，评论着、嬉戏着、赞叹着。越看越高兴，越玩越兴奋，“莫相催”衬托出气氛之热烈，景色之迷人、“彻明开”既写出了元宵节通宵达旦闹花灯时间和程度，又写出了人们高涨而持续的勃勃兴致。
后面接着连用两个问句：“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谁家”、“何处”，实际是指家家、人人说明万人空巷的盛况。这包括了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形形色色的各类人。因而，“谁家”“何处”这四字包涵的内容实在太多，它把人声鼎沸、车如流水马如龙，灯火闪烁，繁华似锦的京城元宵夜景一语道尽。连用两个诘句，不仅将盛景迷人，令人不得不往的意思表达得灵活传神，而且给人以无限回味的余地，言有尽而意无穷。
此诗表述的心愿为思国、思乡和美政理想一定要实现，希望君主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其最大的特点即是“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如同《离骚》一样，诗中处处都体现出“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的鲜明特色。
首先，诗题“思美人”即是“灵脩美人以媲于君”的体现；香草美人皆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美人”在诗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美女，而是指楚国君主（至于是哪位君主——怀王抑或顷襄王，历来有争议）。屈原撰写此诗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思女形式，寄托自己对君主的希冀和思念，以求得到君主的信赖而实现理想目标。
诗一开篇即陈述了诗人思女的行为——“揽涕”“伫眙”，感情真挚而又炽烈。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拘牵——无良媒，致使他“志沉菀而莫达”，一再申言也无济于事。不过，诗人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信心，他仍竭尽全力地努力追求：“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直至诗篇之末，诗人明知自己已实在无能为力了，却仍不改“度”——努力的行为不得已作罢，而节操却始终不易。
诗篇在写美人的同时，也写到了香花美草，它们均一一“以配忠贞”：沿江夏行进时，诗人“擥芳茝”“搴宿莽”“解扁薄与杂菜”，这里的“芳茝”“宿莽”“扁薄”“杂菜”，均非实指植物，而是用以喻指才能，诗人一路采摘、佩饰它们，乃是为自己为国效力时作准备。
遗憾的是美人——君主并不赏识，致使诗人只得发出“吾谁与玩此芳草”的慨叹。这还不够，诗人更以芳草自譬，说芳草与污秽杂糅，作为芳草，终能卓然自现，而决不会为污秽所没；又将芳草比作媒人，“令薜荔以为理”“因芙蓉而为媒”，欲通过这些媒人而向美人求爱，但又缺乏勇气。美人、鲜花、香草，在诗篇中都一一成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它们在表现诗人本身的气质形象及体现诗篇的主旨方面起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诗人在求美人未成后，思绪难以自抑，情感受到挫伤，此时，处于现实困境的人物突然想到了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这些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的闯入，大大丰富了诗章的艺术内涵，显示了诗人超常的艺术想像力；正由于此，此诗才更显出想像奇特、神思飞扬的特点，表现出与《九章》其他诗篇有所不同的风格与色彩。
此诗写追慕先贤，感慨时世，劝谏君王，希望君王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表达了作者坚守节操、不变节从俗的决心。其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思君、爱君，而思君、爱君之中又带有怨君、待君之意。全诗以香草美人为主要意象，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大胆地将地上与天国、人间与仙境、历史与现实等有机地融合一体，让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一起，想像奇特，神思飞扬，堪称一篇浪漫主义文学佳作。
第一段说明作者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华靡，崇尚节俭；虽受世人讥笑，自己却不以为病。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先交代了自己的家世，说明勤俭持家是他们家一贯的作风，这就为结尾教训儿孙应当厉行节约，以保持优良家风作好了铺垫。接着列举三个事例说明自己不喜欢奢靡的性格与作风；一是从幼儿时起，就不喜欢穿着金银华美之服；二是考中进士，参性闻喜宴时，独不戴花，经同年规劝，乃簪一花；三是平生布衣蔬食，但求蔽寒果腹，在遭到别人的讥笑时，也不以此为缺陷。文章是写给儿辈看的，在文中列举自己的生平事迹，现身说法，亲切动人。
第二段慨叹近年风俗侈靡，与宋朝初年大不相同，然后说居高位的人不应随波逐流。作者开始就列举风俗奢靡的具体表现：一是衣着日尚华丽；二是饮食趋向精细丰腴，以宋初士大夫家宴客情况与近年士大夫家宴客情况来对比说明。衣食固已如此，其余自可想见。列举两点以赅其余，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最后以一个反诘句，对居高位者随波逐流的做法，委婉地进行了批评。
第三段举出宋朝初年李、鲁、张三人崇尚节俭的言行性以表扬，赞叹大贤的深谋远虑，非庸人所能及。作者在指出近年风俗侈靡以后，又举出宋初大贤的节俭事例来反衬近年与宋初风俗习惯的不同。宰相李沆居第厅事前仅容旋马，他并不以为太隘，反而认为这里作为太祝祭祀和奉礼司仪的地方已经很宽了。参政鲁宗道，由于家贫无肴果，只好宴客于酒家。张知自从当了宰相以后，生活享受仍和在河阳作节度判官时一样。这这三个人都身居高位而能励行节约，保持勤俭作风。这样的深谋远虑，深为作者叹服。
第四段引用御孙的话性以解说，从道理上阐明俭和侈必致的后果。上述以近年风俗的侈靡与宋初大贤的节俭对比，从正反两面来突出近年风俗侈靡的程度。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引用了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的话，指出节俭是有德之人所共同具有的行为。人们生活俭朴了那么私心杂念也就少了。人们生活奢侈了，私心杂念也就多了。所以，他们做官时就必然受贿，在乡间为民时，就必然盗窃他人的财物。这就从道理上阐明了节俭和奢侈必然导致的后果。俭和侈的利害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五段再以正反两面的事实为证，连举六个古人和当代人的事迹，说明俭能立名，侈必自败。最后以训词收束全篇。
文章先叙述自己素来以节俭朴素为美德，对别人的讥笑不以为然，并说自己并非故作不同流俗而沽名钓誉，乃顺应自己的性情；又追忆天圣年间士大夫往来宴聚普遍尚俭的旧事，慨叹近日愈趋侈靡的风气；接着以本朝有识之士的俭朴美德为例，说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引述古人的遗训，分析“俭”与“侈”的得失利弊；最后以古人俭、奢的历史事实，阐明俭能列名得福，奢必招祸自败，勉励子孙行俭戒奢，保持家风。所论虽是为子孙后代保全身家性命着想，但于后世颇具教益。全文平实自然，明白如话，广征博引，说理透彻。虽是告诫后人，却不板着严肃面孔正面训诫，而是以老人回首往事、今昔对比的亲切语调信笔写来，未经心组织而自然成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