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雨天景象的小诗。这首诗诗设喻新巧、描写别致，一联想丰富。全诗四句，全是眼望所见的景物，因此，“眼望”便是全诗的线索。空前的云涌是指眼望见，雨洒渭川是远望所见；天边归雁是极目远眺所见。这些使诗人有所思，有所感，诗人触景生情，借周围的景物扦发自己久居他乡的愁苦，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对现实衰微的慨叹。
晚唐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军阀的连年混战，国势衰微，日趋末落，经济崩溃，民生涂炭。笼革朝野上下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氛。再加上诗人一生颇不得志，为了求官，辗转他乡，一直到六十岁才中进士。他在流离奔走中，亲眼看到社会的凋弊，了解了人民的苦难。这些自然在他的心目中留下无限的悲楚的记忆，思绪中凝聚着不可排遣的忧虑。这悲楚，这忧虑自然会遣于笔端，写进诗中。这首诗，虽句句写诗，然而从诗人对景象的描写中处处能见到诗人所思，诗人所虑。
诗的第一句“乱云如兽出山前”，写的是雨前。诗人用一“乱”字，用“如兽”的比喻来描绘乌云的变化和狂奔的速度，形象而通真。第二句是写雨。雨虽不大，是“细雨”，然而是“和风”而来，因此弥漫了整个渭水两岸。诗人用一个“满”字具体写出了渭水两岸细雨迷蒙的景象。紧接着，第三句用了“尽日”二字写下雨时问之长，用“空漂无所见”写雨景迷茫，写诗人内心的空荡。这个“无所见”，是指没有一样具有生气的景物，没有一样令人欢心的事。一切全是灰濛濛的，灰濛濛的天，灰濛濛的地。此时此景，诗人自己的心境便可想而知了。而最后“雁行斜去字联联”一句则更能反衬出诗人感情的凄苦，烘托出周围气氛的凄凉。在单调的灰濛濛的天空，来了一行归雁，又传来声声的雁鸣，这是一幅凄凉的景象。这样，这首小诗就不只是一首写景诗了，诗中蕴藏着丰富的情感。由此可见，诗人借景抒情，设喻描绘的技巧是高明的。
“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情”以铺叙的方式来描绘出一幅羌笛笛声哀怨、陇头流水幽咽的荒凉凄美画。诗中荒凉壮丽与哀怨婉转也是直接用羌笛吹出的。诗人夜半闻笛声，或许笛子所奏的是《梅花引》之曲调，或许根本不是悲愁的曲调，但诗人联想到悲愁的身世和处境，从而引发了悲愁之情。《陇头歌》：“陇头流水，鸣声幽咽”，可见陇水之情乃是悲愁之情。李白《秋浦十七首》之第二首有“清溪非陇水，翻作断肠流”之句，可见这里的“清溪陇水情”乃是断肠之情。
“寒山秋浦月，肠断玉关声。”此处的寒山当在秋浦，而玉关声应该是使人肠断的悲声，因“春风不度玉门关”，亦表达出诗人常以玉门关形容去国离乡的忧愁。月光、流水、笛声、断肠人便是构成这幅画图的基本元素。
从此诗可以看出羌笛已经和表现征战之苦、思乡之痛 的《从军行》、《度关山》联系起来了，集中表现家国之思、思乡之痛。这主要是因为羌笛多与出塞、关山、陇头水等边塞的地名相联系，而这些地名令人自然而然想起荒凉的边关塞漠、流血厮杀的战场、久戍边疆未归的将士。而诗歌的基调是低沉的、伤痛的。
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