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主要描写边疆安宁时战士们的生活情景。
前二句，“气亦粗”写出战士们征战极为辛苦劳累，又可见战士们因战胜敌人而士气高昂，欢欣鼓舞，还可见战士们为来之不易的安宁而高兴的同时，也有稍加休憩的愿望。如此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人准确地抓住了人马都大口呼吸的典型细节，并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想必当时诗人和战士们一样，也是“气亦粗”，于是抑制不住内心那份创作冲动，感而为义，发而为诗。
后二句，“净”字极言边塞十分安宁，也饱含着胜利的喜悦，还饱含着对艰苦征战的回味咀嚼。“孤”字既写出了天山突兀而出的奇景，更是诗人面对边疆安宁、寂寞的景象时放达心境的体现。“虏尘净”、“天山孤”两相对照，生动地反映了以前胡人驰骋天山，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如今天山依旧，胡人已遁迹远去这一变化过程。
全诗读来，如闻战阵的战鼓之声，短促有力，铿锵动人，掷地有声，毫不拖泥带水，于极短的篇幅中，有叙事、有写景，形象地刻画出边塞平静时的生活情景，表现了诗人奋战边塞的万丈豪情和卓越的艺术水平。
此诗详细叙述了诗人与好友元参军的交往。乍看来，此诗不过写作者青年时代裘马轻狂的生活，至涉及纵酒挟妓、与道士交游等内容，似乎并无多少积极的思想意义。其实不然。须知它是写于作者“曳裾王门不称情”政治遭遇失意，对于社会现实与世态人情均有深入的体验之后。因此，“忆旧游”便不仅有怀旧而且有非今的意味。诗人笔下那恣意行乐的生活，是作为“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污浊官场生活的对立面来写的；其笔下那脱略形迹的人物，又是作为上层社会虚伪与势利的对立面来写的，自有言外之意在。
诗篇的组织，以与元演的离合为经纬，共分四段。前三段依次给读者展现出许多美好的情事。
第一段从“忆昔洛阳董糟丘”到“君留洛北愁梦思”，追忆诗人在洛阳时的放诞生活及与元演的第一番聚散。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从洛阳一酒家（“董糟丘”）说起，这个引子就是李白个性特征的表现。“为余天津桥（在洛阳西南之洛水上）南造酒楼”，是一个何等主观的夸张！在自称“酒中仙”的诗人面前，简直就没有一个配称能饮酒的人。少年李白生活豪纵，充满进取精神，饮酒是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黄金白璧买歌桥，一醉累月轻王侯。”“一醉”而至于“累月”，又是一个令人惊讶、令人叫绝的夸张，在这样的人面前真正是“万户侯何足道哉！”至于他的交游，尽是“海内贤豪青云客”，而其中最称“莫逆”之交的又是谁呢？以下自然带出元参军。随即只用简短两句形容其交谊：彼此“倾情倒意”到可以为对方牺牲一切（“无所惜”）的地步，以至“回山转海”也算不得什么（“不为难”）了。既叙得峻洁，又深蕴真情笃意。刚开这样一个头，以下就说分手了，那时李白旋赴淮南（“攀桂枝”指隐居访道事，语出淮南小山《招隐士》，而元“留洛北”。不过这开头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二段之间有两个过渡句。“不忍别”承上“君留洛北愁梦思”，写二人分手的依依不舍：“还相随”又引起下文第二番相会。有此二句上下衔接极为自然。
第二段从“相随迢迢访仙城”到“君亦归家渡渭桥”，追忆偕元演同游汉东郡即随州（州治在今湖北随县），与汉东太守及道士胡紫阳游乐情事。先写二人访仙城山，泛舟赏景，后换马陆行来到汉东。“相随”六句写风光，写行程，简洁入妙，路“迢迢”、“水回萦”、“初入”、“度尽”，使人应接不暇。然后，与远道出迎的汉东太守见面了。汉东太守的形象在此段中最生动可爱，他没有半点专城而居的官架子。他与紫阳真人固然是老朋友，对李白也是倾盖如故。这几位忘形之交在随州苦竹院──“餐霞楼”饮酒作乐，道士与诗人一同伴奏，汉东太守则起舞弄影。没有尊卑，毫无拘束，本来就洒脱的诗人举措更随便了，不但喝得烂醉，甚而忘形到“我醉横眠枕其股”了。然而太守对此则不以为忤，还脱下锦袍给他盖上。这一幕“解衣衣我”的场面写来感人肺腑。此段环境氛围描写亦妙，与道院相称。“餐霞”的楼名，如“凤鸣”的仙乐，都造成一种飘飘然非人世间的感觉。欢会如此高兴（“当筵意气凌九霄”），而分手又显得多么容易啊（“星离雨散不终朝”）。诗人与元演又作劳燕分飞，“余既还山寻故巢，君亦归家渡渭桥”，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至此，诗情出现一个跳跃，直接进入第三段从“君家严君勇貔虎”到“歌曲自绕行云飞”，追忆诗人在并州受元演及其父亲热情款待的情况。从“五月相呼”句看，诗人是应元演的盛意邀请，离开安陆，同经太行山到太原府（并州）去的。曹操诗云：“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苦寒行》）然而诗人兴致很高，时令也很好，所以“摧轮不道羊肠苦”。这一段写人，以元参军为主。先从其“严君”（父亲）写起，不仅引进一个陪衬人物，同时也在于显示元演将家子的身份。李白在元演那里真是惬意爽心极了：“行来北京（太原）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他们还时常光顾城西的名胜古迹晋祠。晋水从这儿发源，风光极美。浮舟弄水，击鼓吹箫，真是快乐。以下六句专写欣赏女伎的歌舞，“其若杨花似雪何”一句大有“行乐须及春”（《月下独酌》）之慨。玩乐直到傍晚，他们还不想归去。“斜日”的红光与歌女们的红妆醉颜相乱，特别迷人；美人的倩影倒映清清的潭水中，风光绮丽。这时新月初上，美人的面容象月色般皎洁，她们轮番歌唱、起舞；歌声悠扬，随风远去，追逐行云。这里，“黄金白璧买歌桥”已化为生动鲜明的图景，可谓尽态极妍了。
第四段从“此时行乐难再遇”到篇末。一句收束前文，然后写到长安失意时与元又一度相逢。与前三段都不同，这里没有情事的追忆，只用“渭桥南头一遇君，酂台（在谯郡）之北又离群”一笔带过，是说关中一面，元即赴谯郡，似乎是握手已违。大约那时诗人身不自由，心亦不自在吧！关于诗人在长安的境遇，也只有含蓄的两句话：“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然而它包含多少人事感慨啊。一向旷达的诗人，竟也发出了“问余别恨今多少”的感喟，而暮春落花景象更增添了这种别恨。这种心境是“言亦不可尽，情亦不可及”，诗人只有通过怀旧（“遥相忆”）的方式来排遣了。当其“呼儿长跪缄此辞”拟以寄远时，心头该是怎样一种滋味！
此诗提到“北阙青云不可期”，是含着牢骚的。但它在写法上与《行路难》、《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等等直抒旨意、嘻桥怒骂的长篇不同。它对现实的愤懑几乎没有正面的叙写，而对往日旧梦重温却写得恣肆快畅、笔酣墨饱。通过对故人往事的理想化、浪漫化，突出了现实的缺恨。因此它既有李白歌行通常所有的纵横奔放的优点，又兼有深沉含蓄的特点。这是此诗艺术上的优长之一。
在结构上，此诗与李白七古通常那种“纵逸”的、无法而法的作风不同，而是按实有的经历如实写出，娓娓道来，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写法却又极富变化，颇多淋漓兴会之笔。通篇以七言句为主，间出三、五、九字句，且偶尔出现奇数句（如“当筵意气”以下三句成一意群），于整饬中见参差，终能“神气自畅”。这是此诗艺术上另一个优长。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