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此诗前半首咏小松树,形容小松的姿态。五粒小松,即华山松,生长在深山中,石笋相伴,溪云回护,迎风挺立,经霜常绿,舒展自在而富有生机。但是,五粒小松一旦进入主人的深院,移栽如盆子,细丝捆束,铰刀修剪,失去了自由生长的可能。诗人在小松树的姿态描写中,已经将自己备受压抑拘束的生活感受注入,意含象中,寄托遥深。
后半首写小松树不得其所,它被摆在主人堂前当点缀品,主人壁上挂着粗俗的州县地图,主人交游的多是志趣不高的朋友。小松树在孤独、凄凉的环境里,只能对月坠泪,感伤自己的遭遇,遥想深山里曾经相依相伴的石笋和溪云,不知它们还忆念它否。诗人借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将不满现实的束缚压抑,渴望自由的心绪,蕴含于姿态奇特的小松树形象中,思致婉曲,别具情趣,思想和艺术绾合得非常巧妙自然。
全诗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也有伤感情绪的流露,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暮春别乡树,晚景低津楼,伯夷在首阳,欲往无轻舟”此四句写诗人于暮春离开长安,东归途中的所见所感。西去的夕阳徘徊在津楼上久久不下,漫漫归程缥缈在前方,使游子产生一种无所归依感,商末“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的伯夷、叔齐二君子忽然浮现在眼前,多想一睹他们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可在对岸的首阳山无轻舟可济,只能望洋兴叹,空发幽情。
“遂登关城望,下见洪河流,自从巨灵开,流血千万秋。”此四句写关城落照中,诗人往登城楼,高处远望,但见奔流不息的黄河水卷夹着沉重的人类历史伤痕,吞噬着无数英魂的悲咽和哀叹,滔滔东流去。
“行行潘生赋,赫赫曹公谋。川上多往事,凄凉满空洲。”此四句写诗人睹奔流不息的黄河水发思古之幽情,仰慕千古流传的潘岳之赋,缅怀赫赫战功的曹公。自古多为兵家征战之地的潼关,因为有了这份历史的厚重,诗人落寞无聊赖的心绪也变得更加凄凉怅惘。
诗人献书阙下,对策落第,心绪不佳。东归途中,登高远望,睹奔流万年的黄河水,思古人征战杀伐的累累战绩,叹自己茫然无着的仕途。语言平易浅近,脱口而出,有自然天成的浑圆美,亦可见出岑参早年艺术功底尚不深湛,有偏于浅近平淡之感。诗写一种愁绪,而寄怀于思古之幽情,篇终“川上多往事,凄凉满空洲”,从怀古转到诗人,含蓄浑涵,耐人寻味,直有阮籍《咏怀诗》之深婉不迫、蕴藉思深的风格。
这是一首抒写报国之情和忧国之念的作品。诗的前六句追怀旧事,寄慨遥深;后两句既有送行之意,也有对金兵的突然退却难以置信,又欣喜若狂。
“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二句以简洁的笔墨概括了金兵南犯的经过,同时也交待了诗的写作背景。诗人最初听说金兵已迫近南京城,来势凶猛;不久又得闻金兵集结在瓜州渡,气焰益炽。
处此危难之际,诗人多想挺身而出,联合抗金志士,挽狂澜于既倒,为国除危,为民解难。可是,只求苟安、不思恢复的南宋朝廷早已把他看成心存不轨的异己分子,不能容许他执掌重兵、慷慨赴敌。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内心充满愤慨:“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诗人曾多次向朝廷提出抗敌复国的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然而满朝公卿,尽皆畏敌如虎,嫉贤如仇,没人肯听取他的意见。诗人的上书,要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要么如虎须捋毛,招致处罚。作为备受歧视的在野人士,他只有徒然地为时局担忧。这两句前后照应,因果分明,对比强烈:一边是诸公堵塞贤路,不恤国计;另一边则是诗人系念时局,忧心如焚。孰是孰非,孰善孰恶,一目了然。
“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二句借景抒情,益见其愤慨之烈、痛苦之深。“危楼”,即高楼。当时,诗人身受羁绊,无计可施,拳拳报国之心竟与打到窗上的急雪一样碎成粉末;登上高楼,远望狼烟四起,诗人更不禁涕泪交流。这一切,虽已成为旧日之事,却深深地镌刻在诗人的记忆之中。“七兄”即将奔赴的扬州正是当时的兵燹之地。
在送别的时刻,诗人首先想到那惨痛的景象并形诸诗笔,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后两句折回题意,渲染送别之情。 “岂知”,点明形势的变化出乎诗人的意料之外——当初,他何曾料及金兵会发生内讧,使一场更大的战祸得以弭息。“乱絮飞花”,则暗示随着金兵的撤离,淮水以南地区又恢复了和平景象。诗人笔下的花絮,不仅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且具有人的意识、人的情感,欣然担负起送客的使命。它们追随在七兄乘坐的小舟前后蹁跹起舞,既表欢送之情,亦致挽留之意。此情此意,不能不使七兄深受感动。其实,多情的与其说是乱絮飞花,莫如说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眷眷然不忍与七兄分别,却不从正面说破,而将自己的感情赋予乱絮和飞花,于是,乱絮飞花便变得如此深情缱绻。这幅生意盎然的“送客图”,实际上只是诗人的主观意识外化后产生的某种幻象。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是触景生情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是移情于景了。而无论触景生情,还是移情于景,究其效用,都有助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从艺术上看,这首诗不仅属对精切,造语工巧,而且情寓景中,意余言外。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八十九。下面是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刘逸生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诗是张说在校书郎任内出使西川时写的,虽只寥寥二十字,却颇能看出他写诗的技巧和才华。
一个接受任务到远地办事的人,总是怀着对亲人的眷恋,一到目的地,就掐指盘算着回归的日期,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但张说能把这种幽隐的心情“发而为诗”,而且压缩在两句话里,却不简单。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客心”是旅外游子之心,“争日月”,象同时间进行一场争夺战。这“争”字实在写得好,把处在这种地位的游子的心情充分表露出来了。“来往预期程”,是申说自己所以“争日月”的缘故。公府的事都有个时间规定,那就要事先进行准备,作出计划,所以说是“预”。十个字把诗人当时面临的客观情况,心里的筹划、掂量,都写进去了,简炼明白,手法很高明。
这十个字又是下文的伏笔。本来使蜀的日程安排是十分紧凑的,然而诗人回归之心更急切,他要力争按时回洛阳。他是洛阳人,在洛阳有家,预期回归,与家人团聚。
下文忽然来个大转折:“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不料情况突变,原定秋前赶回洛阳的希望落空了。游子之心,当然怅惘。然而诗人却有意把人的感情隐去,绕开一笔,埋怨起秋风来了:这秋风呵,也是够无情的,它就不肯等我一等,径自先回洛阳城去了。
这一笔,妙在避开了率直无味的毛病,而且把人格化了的秋风形容为“无情的秋风”。这秋风先至,自然要引起许多烦恼。可以试想,秋风一至洛阳,亲人们必然要翘首企盼;而自己未能如约的苦衷就更不用说了。淡淡一笔,情致隽永深厚。
在这里,诗人到底是埋怨秋风,还是抒发心中的烦恼?诗中没有明说,颇费人寻绎,正是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不过可以想见,诗人对于这次情况的突然变化,确实感到意外,或有点不满,不过他用的是“含蓄”的语言罢了。
张说早些时就写过一首《被使在蜀》诗:“即今三伏尽,尚自在临邛。归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归期定在秋月,即此诗所谓“预期程”。不料时届秋令,秋风已起,比诗人“先至洛阳城”,他却落后了,即诗题所谓“后期”。秋风本是按时而起,无所谓“先”;只因诗人归期“后”了,便显出秋风的“先”来。两首合看,于诗中的情味当有更深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