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爱国词，词的上片描写作者因为听到杜鹃“不如归去”的催促声，从而唤起了自己对往昔的回忆，对古今沧桑的感慨，尤其是对失去国家、被虏北上的宋恭帝的思念与惋惜。下片运用李商隐的诗句和苏秦的故事，表达对昔日繁华都城沦陷敌手、故国一片荒凉的愤恨不平，尤其是对抗金志士报国无门的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无限悲哀与同情。这首词题为“闻杜鹃”，全篇词意都从“闻杜鹃”生发开去，由此发端，由此收煞，由此过变，由此转换。
词的上片写出作者自己少年时代上都门游学、求取仕进的心情，地在长亭，时在薄暮，听到杜鹃的叫声，勾引起了羁旅之愁，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意念，这与秦观《踏莎行》“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意境是相似的。十八年间，词人来往于“都门路”上；一眨眼，又有十六年没到过杭州，其间的变化，诚有隔世之感。词人用“白首人间今古”，概括这种生活体验。昔日少年，今朝白首，人事沧桑有如“古”“今”之变。“又惊绝，五更一句”，一个“又”字，词意深进一层。
“五更”句，指的是刘将孙《摸鱼儿》词里的句子：“今又古。任啼到天明，清血流红雨。”本来已在为世事的变幻而感叹不已，又那堪忍受杜鹃一夜啼到天明，故曰“惊绝”。写作这首词时，词人已经五十三岁，此时听到杜鹃声的感受，与少年时代的感受已迥然不同，既产生“黍离”、“麦秀”之感，又产生许多联想：由杜宇联想到被掳北去的恭帝。恭帝在北方颠沛流离，与当年蜀天子的遭遇相似，故曰“道是流离蜀天子”；而当初他在临安时讲的是吴语，故曰“甚当初，一似吴儿语”。
前片结尾二句：“臣再拜，泪如雨。”隐括杜甫诗意。杜甫《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词人效法杜甫，把杜鹃当作流离北方的恭帝，遥遥再拜，泪如雨下。
下片描写了临安的凋敝和抗元英雄的牺牲。当词人“桃花前度”，重来临安的时候，画堂依然，客馆无恙，但在画桥边哀民遍地，一派“黄竹歌声”。此用李商隐《瑶池》“黄竹歌声动地哀”诗意。过片这几句，因中有“记”这一领字衔接上下，又有“真无数”、“画桥”、“前度”等字样，所写乃是临安失陷前的繁华景象，这是虚写；而“黄竹歌声”，才是眼前所见的凄凉景象，这是实写。词人将昔日之繁华和今日之冷落对照起来，虚实相生，倍增伤感，语意极含蓄。
“风雨断魂苏季子”三句，以“苏季子”比喻抗元英雄。苏季子即苏秦，他当年游说六国以抗秦，意欲封侯万户，后乃金尽裘敝，落魄而归。南宋末年的爱国志士们为抗击元军，恢复失土，英勇献身，不能归乡，只得梦回家山。“谁不愿、封侯万户？”建功立业，本是封建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但在国家多难的时候，为国捐躯的人，虽未封侯拜爵，却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和深深忆念。
“寂寞江南”二句，描写临安附近人迹稀少。京都道上，人烟萧瑟，江南寂寞，道路难行，词人触景生情，家国之痛，涌上心头，从而逼出结句“啼尽血，向谁诉”，重又回环到“杜鹃”上，用拟人化的口吻，说杜鹃终日啼鸣，纵然啼尽鲜血，又向谁去诉说这一切人间的悲苦呢？结局有不尽之意，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
这首词题为“闻杜鹃”，全篇词意都从“闻杜鹃”生发开去，由此发端，由此收煞，由此过变，由此转换。在羁旅者的耳中，杜鹃声声，犹如家人“不如归去”的催唤声；而在遗民的心灵上，杜鹃声声，却唤起了对旧帝、对抗元英雄、对苦难人民的深深忆念和同情。杜鹃声是贯串全篇的词脉。这首词采用了总起分承的过变手法，将下片看来似乎不相连属，与杜鹃毫无关涉的数层词意，绾合起来，具见作者的艺术匠心。
文章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时袁枚往广东肇庆探望弟弟袁树，途经峡江寺。
峡江寺在广东清远县城北中宿峡后峡山上，建于南朝梁武帝时，初名正德寺。又传轩辕黄帝二庶子太禺与仲阳化为神人，将安徽舒城上元延祚寺在一个风雨之夜飞携此处，故又名飞来寺。寺后有飞泉亭。亭临水崖，疏槛面江，众木蓊郁，游人稀少。
游记最忌平均用笔，拉杂而书，犹如流水帐、日程表、好的游记善于发掘景色独特之处，从主观上去认识与适应客观世界，使读者相会于心。峡山飞泉，正如袁枚文中所说，没有什么奇特，难与天台、雁荡瀑布比肩。但袁枚通过自己的感受，从“游趣”出发，挖掘平淡中的奇异，舍瀑布而记亭，逐一展示亭的好处：先写亭能遮阴，得从客观瀑；接写亭的环境，以景物衬托亭的幽雅；再写亭子本身，“闭窗瀑闻，开窗瀑至”，可自由自在地在亭内休憩赏玩，从而又引出在亭内下棋、吟诗之悠闲容与。这样，全文通灵活透，完美地把风景的秀丽与游人的心理结合消融在一起。宣扬了以逸待劳，以旁观的态度欣赏风云变幻，而又愿把自己与天地同化的思想，有丰富的哲理。
姚合在任武功县主簿后曾在农庄闲居一段时期，写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诗，较有社会意义。这首《庄居野行》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首。
《庄居野行》诗歌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重商轻农的风气进行了正本清源，对受侮辱受损害的农民表示了深厚的同情。由于唐朝政府重商轻农，导致农民都弃农经商，造成“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的严重局面，因此作者大力呼吁，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此诗和刘驾的《反贾客乐》有异曲同工之妙，拓宽了唐诗创作的题材。
这首诗在赋的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上颇具特色。
诗人落笔便直敷诗人“野行”之其事，突现了农村“比屋皆闭户”的萧条荒凉的现实。接着，诗人便挖掘、剖析了农民“闭户”从商的社会原因，说明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漂泊四方的根本症结，在于“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接下去，诗人又展示了农民被迫采玉撷珠的苦辛和边兵敲诈勒索农民的生活画面，并从古今遥迢辽阔的时间领域上对“官家”逼农经商的昏庸举动进行了鞭笞，从而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形势动荡的忧恨。结尾“上天不雨粟，何由活蒸黎”二句的愤怒质问，更寄寓了诗人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之情。
赋的表现手法在于体物写志，在记叙性诗歌中用得较多。这首诗几乎通篇用赋，诗人从开头“比屋皆闭户”的社会现状入手，层层展开场景，拓展画面，从“田间”至“比屋”，从“屋中”至“垄亩”，从“山颠”至“水府”，从“古来”到“如今”，从“仓”廪到“田”畴..都达到“随物赋形”的地步，而环境的每一推移，又总带情韵以行，让读者透过“皆”、“尽”、“犹”、“常”等充满感情色彩的时间、程度副词而看到唐末重商轻农的政策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后果，虽属平铺直叙，却颇具感人的艺术魅力。
此外，这首诗语言通俗，对仗工整。如“采玉上山颠，探珠入水府”等句是。“古来一人耕，三人食犹饥；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等句，则对比鲜明，讽指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