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漉篇》原为乐府“拂舞歌”五曲之一,古辞以“刀鸣削中,倚床无施。父仇不报,欲活何为”,抒写了污浊之世为父复仇的儿女之愤。
“独漉水中泥”,“独漉”在今河北,传说它遄急浚深、浊流滚滚,即使在月明之夜,也吞没过许多行人。此诗首解先以憎恶的辞色,述说它“水浊不见月”的污浊,第三句“不见月尚可”,又在复沓中递进一层,揭出它“水深行人没”的罪恶。这“独漉”水大抵只是一种象征:诗人所愤切斥责的,其实就是占据了长安,并将“河北”诸郡以污浊之水吞没的安禄山叛军。他们正如肆虐河北的独漉水一样,暗了天月,吞噬了无数生灵。
接着由纷乱的时局,转写诗人客中飘泊、报国无门的孤愤。当中原深受罹乱时,诗人正孤身一人,飘泊在东南。眼看着“越鸟南来”、“胡雁北渡?”,诗人心中不胜悲哀:那鸟雁飞归的北方,正是河山拱卫的京师所在。而今陷于叛军的铁蹄之下,自己却只能避难客中,这实在是最令诗人痛苦的。“我欲弯弓向天射”一句,就是在这痛苦心境中激发的“射天”奇思。它与“拨剑四顾心茫然”一样,表达了一种无可发泄的苦闷。但弯弓射天,又怕误伤了空中的鸟、雁,徒然使它们中道折翮、失却归路,这真叫人左右为难。眼望月下的树影,偶有落叶在风中飘坠,诗人不禁一声长叹:“客无所托,悲与此同”——他正如这风中落叶一样,飘荡无主。
自“罗帷舒卷”以下,诗境陡转:四野万籁俱寂,诗人却还独伫空堂,他究竟在等待着谁?门边的罗帷忽然飘拂起来,仿佛有人正披帷而入。诗人惊喜中转身,才发现来客只有清风。随着罗帷之开,月光便无声“直入”,正如豪爽的友人,未打招呼便闯了进来——然而它只是月光的“无心”造访,根本无深意可解。这四句从清风、明月的入室,表现诗人似有所待的心境,思致妙绝。而且以动写静,愈加将诗人客中无伴的寂寞,衬托得孤寂冷落。
诗人所期待的,就是参与平叛、为国雪耻之用。
“龙泉雄剑”此刻就挂在壁间。它如同古帝颛顼的“曳影之剑”一样,当“四方有兵”之际,便震响“龙虎之吟”,意欲腾空飞击。令人伤怀的是,它却至今未有一吐巨芒、断其犀、象之试。这雄剑的命运,正是诗人自身报国无门的写照。国之壮士,岂忍看着它空鸣壁间、“锈涩苔生”一股怫郁之气在诗人胸中盘旋,终于在笔下化为雄剑突发的啸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笔带愤色,却又格调雄迈,显示的正是李白悲慨豪放的本色。此诗末解,就于宝剑的啸吟声中,突然翻出了“神鹰”击空的雄奇虚境。据《幽明录》记,楚文王得一神鹰,带到云梦泽打猎。此鹰对攻击凶猛的鸱、鸢毫无兴趣,而竟去攻击九天巨鹏并将之击落。此诗结句所展示的,就是这神鹰击天的奇壮一幕。而决心为国雪耻的诗人,在天之东南发出了挟带着无限自信和豪情的声音:“为君一击,鹏搏九天!”这声音应和着挂壁雄剑的“龙吟”之音,响彻了南中国。它预告着诗人飘泊生涯的终止——他将以“鹏搏九天”之志,慨然从军,投入平治“独漉”、驱除叛军的时代风云之中。
此诗共分六节(乐曲的章节),初读起来似乎“解各一意”、互不相属,其实却是“峰断云连”、浑然一体。从时局的动乱,引出客中飘泊的悲愤;从独伫空堂的期待,写到雄剑挂壁的啸吟;最后壮心难抑、磅礴直上,化出神鹰击天的奇景。其诗情先借助五、七言长句盘旋、摩荡,然后在劲健有力的四言短句中排宕而出。诗虽作于诗人五十六岁的晚年,而奇幻峥嵘之思、雄迈悲慨之气,就是与壮年时代的名作《行路难三首》、《梦游天姥吟留别》相比,亦更见其深沉而一无逊色之憾。
本文是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在这封绝笔信中,作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爱。他把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和国家前途、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对妻子亲人的爱和对国家人民的爱连为一体,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福。全文感情真切,笔调委婉动人,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自“意映卿卿如晤”一开头,整封信围绕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情”字倾诉心曲。“卿卿”一呼,落笔动情。“吾至爱汝”,“吾爱汝至”,“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这些饱含感情的倾诉,使读者心魂为之摇荡。正由于作者对妻子爱得深挚,因此在挥毫作书之际,夫妻之间那令人无限眷恋而又无法重温的往事,一时奔涌笔底。
第一件事是“四五年前某夕”与妻子的一席对话。作者对妻子说:“与使吾先死也,吾宁汝先吾而死。”读者乍听起来,这话真有些不近人情,谁都希望自己至爱的人健康长寿,也难怪他的妻子“初闻言而怒”。按时间推算,这番话应是林觉民婚后赴日本留学假期返故里时所说。他在日本比在国内更加接近反清革命中心,献身革命、为国捐躯的宏愿已经确立,只是担心一旦牺牲了,妻子忍受不了失去爱侣的悲痛。“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这份“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爱,是至爱。
第二件事是婚后蜜月生活的情景:“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花月掩映,两情依依,良辰美景人同在,诗情画意,温馨甜蜜。美丽的青春,无边的幸福,无法让他忘怀,这浓情蜜意,是至爱。
第三件事是“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这时新婚不久,作者写信给父亲说要远赴南洋,急得老父去厦门找他,但他却早已回家。这次外出,显然有特殊任务,但不便直接告诉妻子。所以意映要他“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希望远走天涯长相随,是至爱。
第四件事是“前十余日回家”。这次作者从日本归来,身负革命重任,本拟将实情告诉妻子,又考虑到妻子有孕在身,恐不胜其悲,“故惟日日买酒呼醉”,试图减轻压抑心底的难言之苦,永诀之痛。诚如古人所叹:“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醉中之苦仍是对妻子的至爱所致。
除了这四个生活片断,作者对妻子的至爱,还表现在对死后的想象。一个平日不信有鬼的革命者,竟希望真有鬼,好与妻子以灵相依,以哭相和;黄泉尘世,互慰相思与寂寥。而信末因感“巾短情长”难以尽意的巨大痛苦,反以“一恸”作结,可谓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情无限。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矢志拯救国家民族的革命者,作者在尽情倾诉夫妻之间至爱的同时,畅叙了儿女情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至理,将一己之爱扩展到普天下人之爱,表达了牺牲个人幸福,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情怀,情理浑然交融,深情大义与英雄壮怀同辉,给这封信带来了政论的色彩和战斗的品格,堪为志士增色,为弱者壮胆,义无反顾地为祖国献身。
这封信是作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写的,生与死,妻与儿,国家、民族与人民,无不牵动着他的心魄,其万千思绪,如春潮荡漾于心海,散文的形式正适宜他尽情地表达这丰富、复杂的感情。追忆往事,不需依时间先后为序,一件往事似信笔拈出,每一笔都流注着作者炽热的血液,饱含着作者对革命、人生的崇高信念。这封信不是一般所谓的情理兼见,而是以情作为贯穿的主线,理贯于情,情中见理。
在这封感人至深的信中,也可见作者挥洒自如地驾驭语言的功力。写景叙事处,精妙洗练,情景宛然在目。如对婚后生活的回忆,冬日月夜,一对爱侣临窗低语,携手庭中,在月光与疏梅交相掩映中互诉心怀。和平、宁静、温柔、幽谧的夜色,烘托着、渲染着人间醉人的幸福。这种境界,无须慷慨陈词。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四言、七言句式,参差错落,娓娓动听,明净如洗的语言,极富诗的韵致。这段文字,既有一种逼真传神的形象美,又有一种清新醉人的情趣美。夫妻之间的柔情蜜意:“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只在虚实之间,既明朗又微妙,给人以不尽的遐想。信中为了表达对妻子的至爱至情,时时出现叠字,如“低低”、“切切”、“真真”、“的的”、“日日”、“依依”等,把作者对妻子无限爱恋,对人生无限眷恋的浓烈感情传达了出来。
信中在抒发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和痛斥旧中国血腥统治等方面,大气磅礴,精光四射。大抵长短句式交替运用,句意或层层递进,或回旋曲折,铿锵之声如金石掷地,又于参差错落中显示出语句大致相仿的特点,增添了文章悲壮恢宏的气度与政论雄辩的色彩,使感情的进发与理性的思辨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作者虽于抒情处再三畅言壮志,并不给人以芜杂、累赘的感觉;相反,它给人以亲切的感染、有益的陶冶。由于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能够自如地融诗文辞赋的语言节奏于笔下,又能适当地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叠字,铸炼出具有个性色彩的散文语言,完满地体现出这封信的立意:为天下人谋永福。
此词上片通过写景表现时光的流逝,来烘托心中的闺思。下片通过人物行为表现对心上人的思念,情感委婉、真实。
上片从分手的时候写起:“去时梅萼初凝粉,不觉小桃风力损。”唐刘禹锡《崔元受少府自贬所还遗山姜花以答之》:“驿马损筋骨,贵人滋齿牙。”这里指桃花被风摧残而凋谢。这两句是说:分手的时候,梅花刚要长出花蕾,不知不觉小桃花也已经凋谢。“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归期无定准?”梨花在清明前后开放。晏殊《破阵子·春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这两句是说:开花最晚的梨花都已经凋落,你因为什么事耽搁还确定不了归来的日期?上片三折而下,写心上人久不归来,闺中人相思日重。
下片前两句具体描绘相思之情:“阑干倚遍重来凭,泪粉偷将红袖印。”“阑干倚遍”,说明登高盼归次数之多,而又“重来凭”,表现出相思之深、之切。“泪粉偷将红袖印”是说擦拭眼泪把衣袖弄上了脂粉。“偷”字表现出相思之情怕人知道的害羞之态,将情感写得很含蓄。结语由盼心上人不归,转而怨恨蜘蛛、喜鹊:“蜘蛛喜鹊误人多,似此无凭安足信。”这两句是说:蜘蛛和喜鹊已多次报喜讯,但心上人始终未归,真是“误人”不浅,像这样地不讲信用怎么能让人相信。不怨人不归,而怨蜘蛛、喜鹊“无凭”,无理而妙。
此词以浅近质朴之语,曲折表现思妇幽怨之情,足见词人笔力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