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作于清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这年龚自珍辞官，由北京南返杭州，后又北上接取家属，在南北往返的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于是诞生了《己亥杂诗》。
第一层，写登大庾岭巅，观浈水，借史叹息不幸人生。“山坡陀”、“下属江”描绘岭的形景。“势崖绝”、“游波所荡如颓墙”，描绘水的势态。“松弗律”、“百尺旁”，描绘山水问的松貌。即景联想，追述历史，发出惊叹。接着写梦中的自我：“上不见日”，“下可依”，老了只有帮助“曳律”的“吾僮”亦是“书随”。词人仿佛是“水中溉”，是“颀然”“长者”即“黄冠而羽衣”道士，是“擀颐坦腹”，“盘石箕坐”，是“山亦有趾安不危”，快活地过着“四无人兮可忘饥”的悠静生活。
第二层，幻想、追求仙境及仙人偓佺。一开头就以仙人的口气自报家门：我“仙人偓佺”，居“瑶之圃”仙境。论本事，“一日一夜飞相往来不可数；一“开口”，“河汉无极惊余心”，“默不言”，“蹇昭氏”“不鼓琴；论寿命，“憺将山河与日月长在”。“若有人”绍介“仙人俚俭”的“瑶之圃”，我将视为“梦中仇池”，梦中“归路”和归宿。这的确是广阔的仙境， “我何以乐此而不去”。除此，还有其它乐土，词人追慕偓佺，欲走仙人之路，显然是对召用无望的自我嘲笑。
第三层，写梦中神游、人生追求与晚年向往。一开头用“昔余游”三字，仿佛神话般的世界，也许是词人曾经有过的梦寐以求的幻境神游之地。“游于葛天”和“陶氏”这些古老部落——桃花源般的世界。尽管“身非”葛天、陶氏之民，但与他们“犹与偕”。在神游中遇到去理想国“乘渺茫”，“良未果”，“仆夫悲余马怀”的不悦花絮，但词人仍放任前行，“聊逍遥兮容与”，“唏余发兮兰之渚”。由此显然看出词人所追求的是歌舞升平的乐土与愉悦放旷的晚年生活。同时，他深深感叹人生道路极其艰难：“千载一人犹并时”，昙花一现，“余行诘曲”，世人“知余者稀”。这是东坡的自信、自谦而又自卑之词。最后六句，词人仰天长啸，随缘放旷：“峨峨洋洋余方乐”啊，如系舟于水，如“鱼潜鸟举亦不知”。似觉自由了，解放了，物我相忘，清净无为，可谓高山流水觅知音：“应余若响”的钟子期——仙人俚俭。如梦，如醉，召用无望，只好以仙道来寄寓晚年归隐情怀。
此词全部采用神话之笔，史故之典，传达出词人晚年召用无望的无奈而求助于仙道的梦幻情调。名为写“山坡陀”，实际寄寓着他的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与矢志不渝的晚年美好追求。全词道话色彩特浓，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愫，是东坡继承与发展楚词与屈风的另一特色。
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