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襟余恨宫魂断”。起笔不凡，用“宫魂”二字点出题目。据马缟《中华古今注》：“昔齐后忿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嘒唳而鸣，王悔恨。故世名蝉为齐女焉。”词中带有浓郁的感伤色彩。词的起笔直摄蝉的神魂，从而避开了蝉的环境和形态。“年年翠阴庭树”，齐女自化蝉之后，年年只身栖息于庭树翠阴之间，于孤寂凄清的环境之中处活着。写蝉在“翠阴庭树”间的鸣叫声。它忽而哽咽，忽而哀泣，声声凄惋。蝉在哀鸣，如齐女魂魄在诉怨。“离愁深诉”承上“宫魂余恨”，“重把”与“年年”相呼应，足见“余恨”之绵长，“离愁”之深远。
“西窗过雨”，借秋雨送寒，意谓蝉的生命将尽，其音倍增哀伤。然而，“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雨后的蝉声却异常宛转动听，清脆悦耳，恰如击打玉佩流过夜空，又如玉筝弹奏声在窗外起，令闻者极为惊讶。“瑶佩流空，玉筝调柱。”形容蝉声，它使人联想到有这样一位女子：她素腰悬佩，悠然弄筝。这位女子或许就是齐女宫魂生前的化影吧！一度欢乐与“西窗过雨”后的悲哀相对照，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对比。
“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是赋蝉的羽翼，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却仍然是一位幽怨女子的形象。女子长期无心修饰容颜，妆镜蒙尘，失去了光泽。既然如此，此时何以如此着意打扮？不甘寂寞还是心中有所期待？这里的“为谁”和上文“怪”字呼应，实为怜惜。
上片咏蝉，从正反两面互为映衬。转而写蝉的饮食起居。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词从“金铜仙人”故事写入，含意深远，用事贴切，不着斧痕。据史载，汉武帝铸手捧承露盘的金铜仙人于建章宫。魏明帝时，诏令拆迁洛阳，“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李贺曾作《金铜仙人辞汉歌》，有句云：“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以餐风饮露为生的蝉，露盘已去，何以卒生。
“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写哀蝉临秋时的凄苦心情。蝉翼微薄，哪堪阵阵秋寒，将亡枯骸，怎受人世沧桑。
“馀音更苦”，蝉之将亡，仍在苦苦哀鸣，令人顿觉凄苦异常。“馀音”与上片“重把离愁深诉”呼应。“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清高”意谓蝉的本性宿高枝，餐风露，不同凡物，似人中以清高自许的贤人君子。哀音飒飒，苦叹造化无情，结局竟如此辛酸。
“谩想熏风，柳丝千万缕”光明突现：夏风吹暖，柳丝摇曳，那正是蝉的黄金时代。辉光是虽甚，但已属昨日之黄花，欢乐不再，徒增痛苦而已。
《花外集》和《乐府补题》中都收录了这首词。《乐府补题》为宋遗民感愤于元僧杨琏真伽盗发宋代帝后陵墓而作的咏物词集。词中的齐后化蝉、魏女蝉鬓，都是与王室后妃有关，“为谁娇鬓尚如许”一句，还有可能关合孟后发髻。词中运用金铜承露典故，隐射宋亡及帝陵被盗事。咏物托意，且以意贯串，无有痕迹。
这首词借咏秋蝉托物寄意，表达国破家亡、末路穷途的无限哀思。开始由蝉的形象联想到宫女形象，由宫妇含恨而死，尸体化为蝉长年攀树悲鸣的传说，为全章笼罩悲剧气氛。“病翼”、“枯形”，是形容饱尝苦难的遗民形象。最后以寒蝉“漫想”二字，一笔将希望抹去，酸楚之至，有含蓄不尽之势。全词以寒蝉的哀吟写亡国之恨，词人哀吟，宛如寒蝉悲鸣，既贴物写形、写声，又超物写意，不失为一首咏物佳作。
这首词描绘了一幅草原骏马图。抒发一种迷茫人生，归宿何处的感情。词中先写放牧地点，次写迷路神态，再写草原景色，把迷路的骏马放在广阔昏暗的背景中。“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两句，刻划了迷路的骏马那种焦躁、彷徨的神态，着墨无多，却生动逼真；“远放燕支山下”、“边草无穷日暮”两句，显示了草原的寥廓、旷远，笔力浑朴苍茫。此词赋物工致，气象开阔，笔意回环，清新而简练。
词以二言叠语起首。词的前三句写成群的骏马放牧于燕支山下的大草原上，绵延的群山、无边的草原、奔腾的骏马，构成了一幅雄伟壮丽的图景，气势壮观，境界阔大。
第四、第五句具体写马，但不是写成群的骏马，而是选取了其中一匹失群迷途的马加以描写。这匹骏马因为跑失了群，此时正独自不安地用马蹄刨着沙土和残雪，并不时地昂首嘶鸣，东张西望地傍徨着，不知该往哪里去。“跑”读作“刨”，用足刨地之意，这两句词将骏马迷路后的神情姿态刻画得十分传神，短短十二个字便将它的焦灼不安和急切烦燥惟妙惟肖地勾勒了出来。同时，通过对迷路骏马的描绘，还将塞外草原的空旷阒寂景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第六、第七两句又是二言叠语，“迷路”是第五句句末“路迷”二字的倒转，这是《调笑令》的定格，此调又名《转应曲》，即由此而来。在连着两个“迷路”之后，接着是词的结束句：“边草无穷日暮”，既点出了时间，又进一步渲染了空间的旷远，补足了骏马迷路时的环境。夕阳西下，斜晖映照着边草，边草无穷无尽地向四外延伸开去，一眼望不到尽头。这最后一句语淡意远，堪称点睛之笔，在前面绘就的雄伟壮丽的草原图景上又抹上了一层苍凉迷离的色彩。远山、沙雪、边草、斜阳，其间又回荡着骏马的嘶鸣，苍莽壮阔而又略带悲凉，整首词意境浑厚高远，语言简炼淡雅。
词名义上是写马，并展现了草原风光，但同时也透露了边塞自然环境的严酷和人在这种环境下的迷悯孤独心境。汉代名将李广就是在与匈奴作战时因迷失了道路而获罪自杀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词中描写骏马迷路时焦燥不安的情形也多少反映了征戌边塞的将士在塞外常有的孤寂忧虑的心情。
纵观来看，词的开始“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表现对边塞失防、胡人入侵的惊讶。接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写失群胡马焦躁不安、迷茫困惑、挣扎无果的神情，形神兼备，是不可多得的名句。“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既从马之望中写边塞晚景，又含象征意象于其中。使情、景融合无痕，使这首小词不仅是生动传神的特写，而且有深含的意境。
但深含的意象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曹锡彤认为：“此笑北胡难灭之词。”有人认为：“言胡马东西驰突，终至边草路速，犹世人营扰一生，其归宿究在何处”（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如果写在晚年韦应物解职之后，俞说可以讲通；而韦一生积极用世，热爱人民、热爱朝廷和祖国疆土，那么联系开头“远放燕支山下”，笑北胡乘隙入侵。咏大国辽阔边境难犯是可以讲通的。“诗无达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艺术上传神的描写与蕴含的意象构成耐人咀嚼寻味的意境，是深可玩味的。
和韦应物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戴叔伦也有《调笑令》词一首，写的是边塞老兵的愁绝心理，在对边塞风光的描写方面与韦应物此词有某些相似之处，然而戴词明确抒写征人的愁苦心理，意境悲苦低沉，韦词则从一个侧面暗示了边塞的严酷，悲凉中不失雄浑，这在早期涉及边塞的词中是别具一格的。
这是一首怀友诗。陈伯玑名允衡，江西建昌人，与作者称得上知音。正当初春时节，五万复苏，柳枝新绿。作者见柳树而思好友，所以写下这首抒情之作。
“东风作意吹杨柳，绿到芜城第几桥？”以乐景写哀情和煦的春风情意绵绵地吹拂着青青杨柳，在这柔柔春光中，绿意铺展开来。优美的景致反衬出思念之情的忧伤，而这忧伤中又带着丝丝甜意，这真是“甜蜜的忧愁”。“绿到芜城第几桥？”以设问句式提出，显得别有情趣：杨柳该是绿到当年话别的桥头了吧？“芜城”即指扬州。东风杨柳等景物渲染出一种美好的氛围，绿满天涯的景象更是烘托出一种旷远的境界。
于是就有了“欲折一枝寄相忆”的念头。折杨柳赠别是古来风俗，诗人循此古风，欲折一枝而赠与友人，以寄相忆之情，这是很自然的，未足称奇。但本句的意义承接和构思之所以显得平平，正是为了突出下一句的神来之笔。“隔江残笛雨潇潇”，这是本诗的精华所在，最能体现诗人所标举的“神韵”究竟为何物，最耐人寻味：正当诗人动起相忆之念时，从长江的对岸，也传来了断断续续的笛声。这笛声在此际出现，显得多么发人遐思!或许，这是知心的好友心有灵犀一点通，虽然为大江所阻，但他们心气相通，好友已想到了诗人正在忆念自己，故虽然东风还只绿到芜城，杨柳还未出现于金陵，他也为了回报诗人的相思，吹奏起了清越的长笛。若确是如此，诗人自该是激动万分了，但在末句中，却没有丝毫激动的情绪，只有一片惆怅的烟雾：毕竟这笛声是“残笛”，被潇潇的江天细雨吹打得零散不成乐章了，诗人辨不出那是不是友人惯吹的曲子，也听不分明笛声里有怎样的心曲包含着，他闻笛时的心情，也一如春雨一般迷茫惆怅。
整首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作者把自己对于友人的深切思念之情寄寓在东风、杨柳、隐隐笛音、潇潇春雨等景物之中，深沉的情感与清丽而优美的景物融为一体，蕴意绵长，言近旨远。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