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首联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突出张旭的与众不同。“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大意是,世上很多人即使天天见面,给人的印象也不深,而张旭这个人却不一样。“翁”,是对张旭的尊称,在这一抑一扬之中,张旭的形象如高峰突起,给人以强烈印象,令人肃然起敬。这一联好像漫不经心,随意道来,却起得十分有力。
如果说第一联只是诗人对张旭的总的印象,是虚写,那么,以下各联即转入了对张旭形象的具体刻画,是实写。字里行间,倾注着诗人对张旭无比钦敬的感情。
张旭有两个称号,一是“草圣”,二是“张颠”,为世所公认,实写时即先从这两个称号着笔:“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张旭精楷书,尤善草书,逸势奇状,连绵回绕,自创新的风格,人称“草圣”。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就有“张旭三杯草圣传”的诗句。又《新唐书·文艺传》说: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这一联对句互见,是写张旭在酒醉兴来之时,书法就会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言语也更加狂放不羁,一副天真情态。诗中表现了对张旭书法、性格的由衷的赞美,同时暗示了艺术重在性灵的自然流露。
接着进一步赞美了张旭泊然于怀、不慕荣利的高贵品质:“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青云”这里指隐逸。这一联写得十分传神,读者仿佛看到一位白发垂垂、蔼然可亲的老者,不问世事,一身悠闲,轻松自得。正因为不乐仕进,具有隐者的风度和情怀,才能够性情旷放,因此也才能够时时保有天真之态,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不同流俗的极高的成就。这一联乍看似与第二联平列,而实则深入了一层,将诗意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深度。
尾联承接上联,继续推进,描写张旭的醉眠生活。“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两句化用了《世说新语·言语》中的一个典故:“孔文举(即孔融)有二子,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孔融是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文举,诗文皆善,为人恃才负气,狂放不羁。这里以孔文举比张旭,足见推重之意。但这一联写张旭生活情形,不是平直叙述,而是以问句出之,显得格外亲切。意思是:您老人家床头那壶酒,怕会被家中子、孙偷喝吧,能伴您几次醉眠呢?意思已略带调侃,但又极有分寸,包涵着丰富的意蕴。一方面,表现张旭平时经常醉眠,形象更为生动可感。另一方面,诗人在老前辈面前竟然开起玩笑来,这位老前辈的豁达可亲自然可以想见,而诗人自己的天真发问,也愈显得醉态淋漓。至此,宴席间的热烈气氛,宴饮者的融洽关系,皆如在目前。这是以醉写醉,以自己的旷放衬托张旭的旷放,使题目中的“醉后”二字,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张旭的可敬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
全诗在章法上虚实结合,虚写处内蕴丰富,而不显得空虚;实写处形象具体,但笔调轻灵,而无板滞胶着之感。这种巧妙的结合,使诗人的感情与诗中主人公的形象融为一体,产生出动人的艺术力量。另外,此诗语言清新明朗,与诗中欢快活泼的情绪相适宜,真切动人。
首联诗人悲叹自己的难堪。作者一生窘境无限:绍兴中应试为秦桧所黜,积极参与张浚的抗金规划,又被罢斥还乡,此次又放任“难于上青天”的蜀地,如一个被俘的囚犯,处境十分窘迫。犹似“不能与齐优遂客于鲁”的孔仲尼。孔仲尼与“齐优”道不合弃生养自己的鲁国去周游列国。司马贞《索隐》:“齐人归女乐而孔子行,言不能遂容于鲁而去也。”此所谓“齐优”,与放翁行迹,殊不相类。故此句“齐优”二字,实放翁信手拈来,率尔成对,未必真用以自喻。首联所写,全在“局促”、“迁流”四字,若泥于“楚囚”、“齐优”,以为放翁必有所指,反失诗意。
颔联诗人借景鸣心中的不平。黄州位于长江中游,三国争雄之地。杜甫诗:“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八阵图》)颔联出句,即借用杜诗。此句“英雄”,似可指已被长江巨浪淘尽的三国风流人物。但放翁之意,本不在怀古,故此“英雄”实是自道。其恨,正是上联所言“局促”、“迁流”之恨,是岁月蹉跎、壮志未酬之恨。颔联对句从李贺诗“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化出。人虽多情,天意无私。衰兰送客,秋草迎人,于人倍增伤感,于天却是时之当然。而天之无情,又正衬托出人心之不平。此联文约意深,笔力绝高。
颈联续上联,借眼前之景,反复致意“英雄”之恨。那万里入蜀的羁旅之愁,韶华易逝壮志难酬之恨,使作者双鬓频添银丝。孤舟秋日过黄州,两岸秋声不断,秋草衰萎,霜木知秋疏染,令作者感慨无限。万里羁愁,直接点明“英雄”之恨;频添白发,又与草木摇落相映;一帆寒日,对照两岸秋声;黄州城下,点出兴感之地。放翁于此时、此地、此景,总是无限感慨,不能不吐,但又不欲畅言,故但借眼前景象,反复致意。中间两联,虽所写情景相似,但笔法错综,变化无端。
尾联诗人借景感事言志。赤壁尚在,但英雄不可再世,古战场已成旧址,万事尽付东流,世事成败不足道,因而作者认为“生子不须似仲谋”了。此联中诗人借赤壁陈迹感叹朝廷偏安半壁,强敌入侵,思无英雄与敌抗衡,自己虽似仲谋,志在恢复失地,驱逐强敌,但又得不到不思振作小朝廷的重用,还放外任万里之外的蜀地。只有提笔狂书,遂豪情壮志形诸于诗篇了。长江、汉水流域,有赤壁多处。苏轼谪官黄州,误信其地传说,言“簧周西山簏,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数游其地,作赋填词,语意高妙,堪称古今绝唱。黄州赤壁,却因苏轼之故,声名大振。后人过黄州遂思赤壁,见痴壁又必追忆昔日英雄。特别在偏安半壁,强敌入犯之时,更是思英雄再世,与敌抗衡。放翁于此,却偏道赤壁已成陈迹,万事尽赴东流,世事成败,又何足道,生子何须定似仲谋。放翁一生,志在恢复失地,即使僵卧孤村,犹梦铁马,提笔狂书,思驱敌人,决不会出此消极之言。明王嗣奭评杜甫诗句“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皆尘埃”时“说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杜臆》)此诗末联,也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不平之鸣。
题为《黄州》,诗却非常专咏黄州;看似咏古之诗,实是伤感之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珅认为“理解此诗,不可拘泥于题目、文字,当于词意凄怆之处,识其激愤之情;于笔力横绝之处,求其不平之气;于音节顿挫之处,听其深沉之慨。 放翁越人,万里赴蜀,苦为微官所缚,局促如辕下驹。”陆游抒写爱国热情的诗篇,有的高亢激昂,一泻千里,有的则悲痛低沉,哀惋悱恻。这首七律基调低沉,是后一类型的代表。
这首词以咏梅为题,用梅花暗喻词人自己,把闺人幽独的离思与韶华易逝的怅惘,极其高华而深至地表现了出来。
“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袭用欧词,一字不改,而又融化不涩,别具意境。这种问鼎名篇的作法,表现了漱玉词人的魄力与艺术上的自信。以设问的口气一连迭用三个“深”字,能在读者心中唤起了一种院宇深邃,气象雍容的声情效果。迭字用得好,却能形容尽妙,动人于不自觉之中……李春照这首《临江仙》一、二两句用得浑成而富有变化。因而避免了袭用成句容易造成的雷同之感。“庭院”句言其深,“云窗”句状其高。一纵一横,交相映衬,便将一座贵家池馆的富丽与春幽的气象勾画出来了。云簇疏棂,雾迷高阁,这是何其缥缈春幽、高出尘寰的所在呵。“春迟”二字语义双关,包蕴甚深,不可草草读过。乍看起来,仿佛是主人公慨叹春光的姗姗来迟。然而这仅是表面的理解。其实,阳春有一序,天地无私,烂漫的春光是不会遗弃这锦屏府第的,这个“迟”字所反映的意蕴中不只是客观的景物,而且是一种主观的感情。作者是借春光不到的艺术构思来表现春闺思妇的凄黯心绪。它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等等,可说是同其委婉的手法。
“为谁憔悴损芳姿?”更设一问,以跌宕的笔触,补足上文。指出了原来使闺中人赏春无绪、芳姿悴损的,不正是对远人的思念和被爱情的折磨吗?几经铺垫,到此才将一篇题旨揭出来。
“夜来春梦好,应是发南枝”,歇拍处点出梅花,承上巨启下之笔,高华中带有一些凄丽的意味。“春梦”乃是结想而成的南柯相会。远人纵未得归,这梦里的欢娱便也是一分消受了。
以春词写苦思,倍增凄苦……她不是以梅花直接比人,而是把梅花同春梦联系起来,因好梦而溯及梅花,又以“应是”云云推测之词,加以摇曳,愈觉意折层探,令人回味不尽。漱玉词富于形象之美,尤长于活用比况类形容词。如“绿肥红瘦”与此处之“别到杏花肥”等,皆能别出巧思,一新耳目。“杏花肥”犹言杏花盛开也。然而不用常语而换一“肥”字,把形容词活用作谓语,就大增其直观的美感。巧而不尖,新而不怪,真能超越凡庸,别开生面。
此处着一“肥”字,上与“瘦”字关合,以梅花之玉瘦,衬红杏之憨肥,益觉鲜明生动。同时两相映带,还点明了时间的跨度。从早梅绽蕊直盼到杏花开遍,二十四番花信风,已吹过十一番了。春光半过,伊人未归,花落花开,只成孤赏。难怪园中的春色,尽作愁痕了。末尾以景结情,骚情雅韵,令人凄然无尽,洵为小令中精品。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