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谈古诗，常常会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是作品的真伪及本事出处；而一般读者欣赏的则是诗的本身所能带来的审美情趣。例如关于旧题为汉代苏武和李陵的五言诗，就存在这个问题。宋代文豪苏轼因不满《文选》的编选，首先在相传为苏、李的长安送别诗中读出了“江汉”二字，便据以怀疑是后人的伪作。而以博学著称的洪迈，也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三首》诗中发现了“盈觞”之“盈”犯了汉惠帝的讳，于是愈坚苏轼之说。后来明清及近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和梁启超等人也展转相承，于是苏、李诗之伪几成定谳。而今人汪辟疆先生却力排众议，以为《文选》中《苏武诗四首》为别李陵之说起于唐代，“江汉”、“盈觞”也难定二人诗之伪，他主张“与过而疑之，宁过而存之”（《汉魏诗选按语》）。至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基本采取了“存之”的态度。不过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的方式，这就是既不认为是苏、李之作，同时也不认为是“六朝拟作”，而是把这些作品均归入东汉卷，并系之于“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以上是历代学者从考证角度来谈苏、李诗的一些概况，与今天从欣赏角度来读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过，至少有二点是不应忽视的，即《文选》和《古文苑》所传苏武、李陵诗是汉代作品（苏轼亦谓这些诗“非曹、刘以下诸人所能办”），但所写内容又与历史上西汉时苏武与李陵之别无关。这是考据为今天鉴赏这些诗作提供的基本点，读者需注意。
“骨肉缘枝叶”是《文选》所录《苏武诗四首》中的第一首。这首五言诗抒写兄弟骨肉的离别之情，用笔浑重朴厚，风格淡中见醇，近而犹远。
诗一开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说出诗中“我”与“远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然后再以“枝叶”作比喻，进一步暗示和强调这种关系的亲密。按理次句应顺着这层意思往下写，可是诗人却把笔触转向了与“骨肉”不同的另一种关系，这就是人世间亲朋好友间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二句继续由此生发，写天下朋友之交都能亲如兄弟，不忍相别。这里诗人巧妙地借知己挚友托出“兄弟”二字与前“骨肉”二字相应，同时又借朋友相别预为后文骨肉之离作陪衬。“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二句紧接进层递进，不仅回映首句，离而复即，而且退而后进，领起下文，其用笔直中有曲，折转顿挫。前人曾谓“况我连枝树’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亲交，尚为兄弟，况真兄弟乎？”（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人用意在写兄弟之亲，而先借密友为喻，从而使兄弟之亲更为突出。“昔为”以下四句想象与兄弟相处时和离别后二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前者“常相近”，一如“鸳与鸯”，何其相得；后者别如“参与辰”、“胡与秦”，几多哀愁！在此相处时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与离别后的相距千里、后会无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四句一前一后两两相对，看似重复拙钝，却也反映出诗人处于人生变故中那种不堪回首、无法预期的复杂心态。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说出了兄弟平时相处弥觉珍贵、离别后尤感痛苦的原因，又为下文对临别饯行、樽酒留人的描写预作交代。汉诗转折、联结高妙，浑然一体而不见针迹线痕，于此可悟。然而这二句的好处还不仅见之于它在全诗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浅显的语言，说出了一种人生中的宝贵体验：这就是当一个人要失去某件东西时，会超乎异常地体会到它的珍贵。人与物的关系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更是这样。诗人正是在离别在即时，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为将要远行的亲人饯别时，一再要以酒相赠，以酒留饮，以酒叙情。酒是消愁物，诗人当时的心情和行人当时的心情，都在这种赠别和留饮中表露无余。“鹿鸣”二句系化用《诗·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意，有兴起和借喻设筵饯别之妙；末四句状写赠别留饮情状，言近意远，词浅味浓。人至临别而以杯酒相赠，愿以此挽留片刻而畅叙平生之亲，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嘘。后代不少传诵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别赋》中的“可班荆兮赠恨，唯尊酒兮叙悲”、唐代诗人王维《阳关曲》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所写也正是这种景和这种情。
这首诗前四句描绘出一幅战争连绵未断、民生哀声遍野的景致，写出了国运艰难，人民疾苦。接着四句承上启下，揭示出最严重的时弊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根源，流露出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民生艰难的忧愤。接着八句称赞友人见识卓绝、正直无私，实则揭示封建官吏“盗贼本王臣”的罪恶本质。末四句写诗人用友谊来勉励友人要为民谋福，友情与忧国忧民之情糅合一体，寄予美好的祝福。
首段以八句为序，前四句为第一层，勾勒出一幅战火不断、百姓疾苦的画面，突显国家命运的艰难，着重关注人民的苦难。十载战乱，连绵不绝，沉重的赋税和劳役，令人民痛苦不堪，哀鸣声遍及乡野。这层描绘了时局中人民所承受的痛楚。然而，这场战争乃是捍卫统一的正义之战，因此尽管人民受苦，诗人并未过多谴责战争，而是真实地呈现，为下一层写作铺垫。随后四句组成第二层，揭示了严重的弊端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源头：“庶官务割哀，不暇忧反侧”。这指出了最根本的弊端，描绘了贪官污吏的残酷行径，无视人民生死，恣意索取，苛捐杂税成风，导致百姓不安。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人民生计的愤怒，情感深厚，“贤者贵为德”与“庶官务割哀”构成鲜明对照，从而为上文提供了支撑，也为下文的展开作铺垫。。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韦生富春秋，洞彻有清识。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诗人赞颂友人智慧博学，洞悉事理，身为地方官员，喜欢看到清正的政策执行。“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剖析了权贵滥权的丑陋，表现出诗人对友人的认可，期望他能整治弊政。而“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二句，则展示了诗人推崇的政治理念，呼吁先铲除害群之马，以拯救国家的弊病。这段文字通过表彰友人的品德和智慧，转而呼唤他为改革政风、扶正祸乱的重任，凸显了诗人希冀友人能够斩草除根、治理腐化的决心。
最终四句归入第三节，融为一体：“挥泪临大江”，仿佛大江奔流之势，诗人的泪水涓涓而下。“高天意凄恻”，宛如高远的苍穹，蕴含着深沉的凄楚情感。这表达了诗人的深切关怀，如同天地广阔一般，贯穿全篇的情感得以更加充分地展示。同时，这挥泪之情，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离情，更包含着对时局的忧虑和国家的兴衰。“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写出了诗人利用友谊来勉励对方，希望韦讽此去不断的为人民做点好事。把诗人的友情和忧国优民之情糅合一体，水乳难分、似漆如胶。
这篇文章是作者写给好友的，也是一篇赠序。全文以种庄稼开篇，以穷富两种人的耕种环境、耕种方法以及收获成果作比，为下文的治学之道做了铺垫；下文则着重阐释了治学与种庄稼的联系，进而揭示文章的主旨：种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学习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此文以譬喻开篇，且先用“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一句提问，既起到自然引发下文，又引起特别重视。然后，生动具体地讲述了富人与穷人的两种耕作方法带来两种不同的效果。富人的地力越种越雄厚，收获丰富；穷人的地力越种越贫瘠，收获微薄；原因是富人土地而粮食有余，可以实行轮作，保全地力，形成良性循环，就能够不断发展再生产；穷人却不能做到，势必导致恶性循环，最终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这是不可违抗的生产规律啊!“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文章转换便顺理成章，把物质生产的规律自然地引申到精神生产上去。用古人与今人作对比，为古代人的才能和学问大大超过一般的人，原因就跟这种庄稼的道理一样，不要急于求成，必须积以时日，勤苦修养，才能做到“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紧接着，作者再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作者又托张琥把这个意见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这篇文章写得随意自然，语言简明，譬喻有趣，道理却很深刻。种庄稼与做学问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可作者却自然而巧妙地把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说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有着相同的规律性，突显了比喻的通俗易懂，也使文章亲切平易。充分说明苏轼善于观察事物，善于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对农业生产了熟于胸，表现出深厚坚实的生活基础。同时，展现了苏轼高超的写作技巧和独具特色的行文风格。
《画鸡》是一首题画诗。
“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这是写公鸡的动作、神态。头戴无须剪裁的天然红冠，一身雪白，兴致冲冲地迎面走来。诗人运用了描写和色彩的对比，勾画了一只冠红羽白、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的大公鸡。起句的“头上红冠”，从局部描写公鸡头上的大红冠，在这第一句里，诗人更着重的是雄鸡那不用装饰而自然形成的自然美本身，所以诗人称颂这种美为“不用裁”。
承句“满身雪白”又从全身描写公鸡浑身的雪白羽毛。状物明确，从局部到全面；用大面积的白色（公鸡）与公鸡头上的大红冠相比，色彩对比强烈，描绘了雄鸡优美高洁的形象。
“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这是写公鸡的心理和声音。诗人拟鸡为人揭开了它一生中不敢轻易说话的心理状态，它一声呜叫，便意味着黎明的到来。它一声呜叫，千家万户都要打开门，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平生不敢轻言语”，诗人的诗路急转，说公鸡一生不敢随便啼叫，此句的气色收敛，还很低调，尤其“不敢”一词，用的很贴切，为第四句的结句做了铺垫，并对下句有反衬效果。后两句用拟人法写出了雄鸡在清晨报晓的情景，动静结合，运用了诗歌的艺术手法，使两句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树立了雄鸡高伟的形象，表现了公鸡具备的美德和权威。
这首诗描绘了公鸡的威武，写出了它的高洁。把鸡这种家禽的神态气质和报晓天性展现的淋漓尽致。它平时不多说话，但一说话大家都响应，由此表达了诗人的思想和抱负，从此诗还可看出诗人“不避口语”的写诗特点，富有儿歌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