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共六章,每章六句,均以“笃公刘”发端,从这赞叹的语气来看,必是周之后人所作,着重记载了公刘迁豳以后开创基业的史实。
诗之首章写公刘出发前的准备。他在邰地划分疆界,领导人民勤劳耕作,将丰收的粮食装进仓库,制成干粮,又一袋一袋包装起来。接着又挽弓带箭,拿起干戈斧钺各种武器,然后浩浩荡荡向豳地进发。以下各章写到达豳地以后的各种举措,他先是到原野上进行勘察,有时登上山顶,有时走在平原,有时察看泉水,有时测量土地。然后开始规划哪里种植,哪里建房,哪里养殖,哪里采石……一切安顿好了,便设宴庆贺,推举首领。首领既定,又组织军队,进行防卫。诗篇将公刘开拓疆土、建立邦国的过程,描绘得清清楚楚,仿佛将读者带进远古时代,观看了一幅先民勤劳朴实的生活图景。
整篇之中,突出地塑造了公刘这位人物形象。他深谋远虑,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在邰地从事农业本可以安居乐业,但他“匪居匪康”,不敢安居,仍然相土地之宜,率领人民开辟环境更好的豳地。作为部落之长,他很有组织才能,精通领导艺术。出发之前,他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必待兵精粮足而后启行。既到之后,不辞劳苦,勘察地形,规划建设,事无巨细,莫不躬亲。诗云:“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他身上佩带着美玉宝石和闪闪发光的刀鞘,登山涉水,亲临第一线,这样具有光辉形象的领导者,自然得到群众的拥护,也自然会得到后世学者的赞扬。
诗中不仅写了作为部落之长的公刘,而且也写了民众,写了公刘与民众之间齐心协力、患难与共的关系。诗云:“思辑用光。”又云:“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是说他们思想上团结一致,行动上紧紧相随,人人心情舒畅,没有一个在困难面前唉声叹气。“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诗人用了一组排比句,讴歌了人们在定居以后七嘴八舌、谈笑风生的生动场面。
看来在公刘的时代,似乎既有一定的组织纪律,也有一定的民主自由。诗云:“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在欢庆的宴会上,人们依次入座,共享丰盛的酒肴。在酒足饭饱之际,人们共同推举首领,这中间似可窥见先民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
此诗的特点是在行动中展示当时的社会风貌,在具体场景中刻画人物形象。无论是“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的行进行列,无论是“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的勘察情景,都将人与景结合起来描写,因而景中有人,栩栩如生。微感不足的是写勘察的地方较多,二、三、五、六四节虽各有侧重,然重复之处亦在所难免。这大概是由于当时部落的生活还比较单纯,其他无甚可写所致。然而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史诗,确也难能可贵。
抒情诗多是缘情之作,在唐人孟棨(qǐ)的《本事诗·情感第一》中,详细描述了崔护《题都城南庄》的传奇故事。诗人崔护,进士不第。清明日独游城南,来到一处花木掩映的庄院,但见花木丛萃,寂寂无人,扣门久之,有一妙龄女子自门隙窥之,崔护“酒渴求饮”,女子赠以杯水,“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女子不以言对而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旧地重游,门墙如故,大门紧锁。崔护失望之余,题诗于左扉曰: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显然,元好问这首《杨柳》隐括着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中故事。“杨柳青青沟水流”,在桃红柳绿的春天,沟边杨柳青青,沟边流水汩汩,杨柳傍着野外沟渠而生,自是郊野之景。“莺儿调舌弄娇柔”,这里绿柳成行,柳丛中黄莺呖呖啼转,好似与诗人相识一般,有意在调转着它那如簧巧舌、逞弄着美妙娇柔的歌喉。
在这春天的郊野大自然里,与诗人似曾相识的何止莺儿,作为当年故事的见证物桃花,对旧地重游的昔日题诗客可记得很清楚,“桃花记得题诗客”,“记得”二字仍这首《杨柳》诗的“诗眼”,它把大家从时间的隧道中带到一个令人难忘的一幕: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与一位面若桃花的女子相遇,却又失之交臂。那女子脉脉含情地“斜倚小桃柯伫立”,可时不待人,机不再来,人面桃花不知何处去了,门上题诗又有何用! “斜倚春风笑不休”,是直接从崔护的“桃花依旧笑春风”中脱化而出的,只是情绪、意蕴更显深沉了。诗人在借此感叹世上有多少崔护式的题诗客,连通晓世情的桃花也感到这些人太可笑了,每当年复一年的前来寻找自己那遗落的青春梦想时,不由得“斜倚春风笑不休”了。
元好问这首诗的意蕴与崔护《题都城南庄》完全一样,只是诗中描写的主角换了,崔护的诗突现在面前的是一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而元好问的《杨柳》让大家看到的却是男主角“题诗客”,这样的变换显然在表明今日的题诗客已不同于唐代的崔护,他更多地在思考人生,有更多的觉醒与自责,因而在心灵深处也就有了一种更深沉的终生遗恨。
作者借诗褒扬绿珠坠楼的贞烈,其意在讽刺息夫人面对强权软弱,苟且偷生。不过,表面上是贬挞妇人,其实质却在批判与妇人相关的当权者。全诗不仅立论新颖,发人深省,而且出语含蓄,温柔敦厚而不失讽喻之旨,可谓咏史诗中的佳作。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细腰宫里桃花绽放一派艳丽清新,信念故国默默无语度过多少冬春。
这两句用诗歌形象概括了息夫人的故事。这里没有叙述,事件是通过描绘的语言和具体的意象表现的。“细腰宫”即楚宫,它是根据“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翻造的,也就间接指刺了楚王的荒淫。这比直言楚宫自多一层含意。息夫人的不幸遭遇,根源也正系于楚王的荒淫。这里,叙事隐含在造语之中。在这楚王的“细腰宫”内,桃花又开了。“桃新”意味着春来,挑起下文“几度春”三字:时光多么容易流逝,然而时光又是多么难捱啊。“桃生露井上”本属成言(《宋书·乐志》),而“露桃”却翻出新的意象,似暗喻“看花满眼泪”的桃花夫人的娇面。“无言”是本事中的主要情节,古语有“桃李无言”,这是另一层双关。“无言”加上“脉脉含情”,形象生动,表达出夫人的故国故君之思及失身的痛苦。而在无可告诉的深宫,只有“无言”的桃花作她的苦衷的见证了。两句中,桃花与桃花夫人,景与情,难解难分,水乳交融,意境优美,诗味隽永。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说到底息国灭亡究竟是因为何事?可怜金谷园殉情的绿珠这坠楼人!
诗人似乎要对息夫人一掬同情之泪了。及至第三句突然转折,由脉脉含情的描述转为冷冷一问时,读者才知道那不过是欲抑先扬罢了。“至竟(到底)息亡缘底事?”这一问是对息夫人内心创伤的深刻揭示,这一点在息夫人对楚王问中原有所表现,却一向未被人注意。
末句从对面着墨,引出另一个女子来。那就是晋代豪富石崇家的乐妓绿珠。其事与息妫颇类,但绿珠对权势的反抗是那样刚烈,相形之下息夫人只见懦弱了。这里既无对绿珠的一字赞语,也无对息妫的一字贬词,只是深情一叹:“可怜金谷坠楼人!”然而褒贬俱在此中,令人觉得语意深远。此外,直接对一位古代软弱女子进行指斥也不免过苛之嫌,而诗人把指责转化为对于强者的颂美,不但使读者感情上容易接受,也使诗意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它意味着:软弱的受害者诚然可悯,还不及敢于以一死抗争者令人钦敬。
因此,此诗对人所熟知的息夫人故事重作评价,见解可谓新疑独到,同时又“不显露讥刺”,形象生动,饶有唱叹之音,富于含蓄的诗美。揆之吴乔的两条标准,故宜称为咏史绝句的范作。
首句点题,说明自己行程。“烟瘴”二字,切岭南气候,暗示自己因为避乱到连州,过着很艰苦的生活。次句具体写流亡生活对自己身体的摧残,连用“疾病”、“衰颓”、“不堪”三词,突出环境的恶劣,也隐隐将自己对国事的忧愁略加表露,语意低沉深挚。历来诗人都喜欢把情感寄托在对风物的吟咏之中,这两句诗切定“烟瘴”,从而直述种种不堪,也是采用这一手法。
三、四句笔锋忽转,不再写自己,转说小儿女不知道是逃难,坚持说眼前的景物比江南还好。这两句看似平常,实际上颇见构思之苦。诗以“避地”二字为主脑。眼前的风光,未必不如江南,关键是诗人此番是逃难而来,他又是江南人,见惯江南景色,如今颠沛流离,心情不佳,遥望故乡,战火不息,他怎会对眼前的景色赞赏呢?他又怎么会有心情欣赏眼前的秀丽景色呢?反过来,儿女年幼,没有大人那样的忧愁,自然感觉不同,说眼前的景色胜过江南。诗人这样写,正是通过小儿女的不解事,反衬自己的忧思,所以用“强言”二字为小儿女定位,道出心中无限凄楚。苏轼《纵笔》“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将心中的感慨借小儿的误会诉出,寓庄于谐,兴味无穷;杜甫《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直接说小儿女无知,表示自己悲伤。吕本中这首诗也通过小儿女的不懂事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尽管取径不同,仍然很有可能是受了前人的启发。
诗前两句从正面直说,写得很凝重压抑;后两句从侧面衬托,表面上作轻描淡写,实际上将原本的痛苦渲染得更加深沉。吕本中诗自附于江西诗派,讲究“悟入”、“活法”,这首诗写得沉浑老成,就是从杜甫诗入径,而加上了自己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