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现存的词作中,《渔家傲》多达47首,可见他对北宋民间流行的这一新腔有着特殊爱好,这首词即为其中之一。
此词上片以轻快的笔调写青年男女暖日游春的快乐与浪漫。“暖日”写春天来了,白天更长了,花儿绽放了。在这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季节,踏青的青年带着姑娘春游赏花,而姑娘的美丽堪与花争艳。其实花儿美,人儿也美,只是“花不能言”,只好任凭人们品评,只能绽开花瓣,恰似美人的笑靥。此时游春的人们正值青春少年,面对春花绽放的大好时光,金壶斟酒,畅饮开怀,享受着人生的快乐。“金壶倒,花开未老人年少”句,既是词人对当时春游畅饮场面的描写,也是词人的人生感怀。人生当珍惜美好时光,不要辜负了花开年少,不要辜负了似锦年华。
下片则以沉重之笔写京城繁华纷扰及人生易老之叹。“车马”二句笔锋一转,写京城虽然车水马龙,往来客商,纷纷扰扰,但行人不要羡慕京城此般繁华热闹。欧阳修久居京城,繁华上面涌动着的名利之争让词人不禁生出如此感慨。而此时,词人听着禁城传来击鼓报时的钟声和铜壶滴漏声,这“催”着日出日落的声音,让词人深刻体会到时间在无情流逝,伤时伤逝之感油然而生。“长安城里人先老”,京城的人们会先衰老的,这一深沉的慨叹,包含着对那些为名为利在京城奔波的“行人”的劝诫,也饱含着这位几经宦海沉浮,如今身居高位却中年白发体衰的词人深沉的人生感慨。
全词语言晓畅,上下两片对比鲜明,表达了词人对这种刻板而不自由的、上朝听命的官僚生活的厌倦,以及对城外自由生活的向往。
“粉壁为空天,丹青状江海”这两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粉壁为天、下有江海的绝妙景致,意境极为开阔,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侧面表现出诗人超脱的想像力,虽写观画感受,却使读者如身临其境,表达出诗人在咏物题画等方面有相当高超的技巧。
“游云不知归,日见白鸥在”描绘一幅浮云飘泊不定、在烟云深处寻找鸥鸟身影的景致,意境极为幽闲,表现了作者隐逸的思想、追求自由的精神和旷达的情怀。此两句有紧扣上文,烘托气氛,皆写画中景物:天空、江海、浮云、白鸥,为下文写不志安的归隐之思作铺垫。
“博平真人不志安,沈吟至此愿挂冠”通过写借用博平真人不志安欲“挂冠”的归隐心,表露出诗人的江海之志。既是明写,亦是喻己。
“松溪石磴带秋色,愁客思归坐晓寒”运用融情于景的手法,笼罩在“秋色”中的“松溪”、“石磴”无不带有诗人、画家的感情因素。结得自然,而又落脚于“秋”字,自然地点明了寄诗抒怀的时间,从而联想到自已的身世,漂泊不定如浮云一般。“愁客”、“思归”,字里间处处充溢着客居思归的酸楚之情,让诗句意境显得清寂或清峭,情绪上则带着比较重的孤独感。
云、风、雷、电,天、海、月、日、涛,是李白爱入诗的事物。凌、挥、飞、吼,奔、卷、横、啸是李白最爱入诗的动词。此诗借用“空天”、“江海”、“游云”、“日见”、“带”、“坐”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不可一世的气势,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同时描写了画上的美景,又表达了思乡的感情。在诗歌格式上,五言与七言融合一体,也体现了李白不拘一格、自由奔放的诗歌特色。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这篇序文写于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当时韩愈34岁,离开了徐州幕府,到京城谋职。自从792年(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为仕进汲汲奔走,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处境艰难,心情抑郁。因此,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写下这篇赠序,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作者借李愿之口,描绘出三种人:一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二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隐士,三是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通过对比,对志得意满、穷奢极欲的大官僚和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对友人的隐居之志大加赞赏。文章最后一段,用一首古歌的形式和浓郁的抒情笔调,咏叹、赞美、祝福友人的隐居生活,也流露出欣羡之意。
韩愈的赠序非常有名,这篇尤为历代称道。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比《师说》早一年,风格却大不相同;读者阅读时可结合这两篇文章各自的写作背景,在内容和写法上做一些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