萸房菊蕊定相怜，酩酊误蕉叶。犹记去年今夜，听歌声清切。
萸房菊蕊定相怜，酩酊误蕉叶。犹记去年今夜，听歌声清切。
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
这篇游记散文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第一段为叙述部分的前导，说明富贵人家修建林园别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间两段是记叙，以精练的笔触叙写了三次游览万柳堂的情况。最后一段写万柳堂的变化，进一步引起作者的议论。
开篇劈曲而立，引出一节满含愤敌的议论，指出自古以来，官僚们“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上木之工，而无所爱惜”。但真正建成之后，也只是偶然去一次两次，而“不得久居其中”。有的甚至终身没机会去。他们耗费巨资搜刮人民。建筑这些园林别墅，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显示自己的富贵和显赫，“欲以真此震耀乡里之愚”。冯溥之修万柳堂无疑正属此类。
文章转入第二部分则叙冯溥其人与其园，在政绩上，他是位很平庸而义显赫的官吏，“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但他耗费巨资修筑的万柳堂却是气度恢弘，景致超群，“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树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刘大櫆去游历时，万柳堂已是面目全非了，这一节所写的景物特征及园林布局。只能是借助前人如毛奇龄、朱彝尊等咏颂万柳堂的诗赋，并依据自己对衰败园林观察中的想象来记叙，景物着墨不多，但淡笔工墨，将其恢弘的气度与幽雅的景致写得非常得体。
然而曾几何时，这京都名苑便随着主人的失势而迅速败落了，文章第三节便集中笔墨，以简洁而陡峭的笔势直写其破败：“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干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这节文字。气随声转，峻洁峭拔，给入一种江河日下，一落千丈之感，和上文所作渲染铺陈形成鲜明对照，给人以历史桑沧的震动和感喟。
文章也顺势而下，引出自己的议论：“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他因而认为，学有所成之后左做官的读书入不应去迫某富贵；而身聘高位者，则应倾全力以勤劳国事，不要“胺民之膏”去营建自己的安乐窝。写万柳堂的美景是为了反衬今日的衰败，而万柳堂的衰败又警怵人们明白富贵不可久恃的道理，归结到劝告求仕者和为官者应将精力放到国计民生上，不去做那种搜刮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无度挥霍的蠢事。
《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一诗，写作时间与植桂诗大致相同，心态也相拟，只是写法上略有不同，如果说植桂诗更多地表现了自己的孤悲之感的话，此诗则以自爱、自慰之情为主。
诗人创作此诗，心态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孤寂无依，世无知音之感。当时诗人刚贬谪永州，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作为被贬官员，行动很不自由，处境与囚徒相差无几。所以他常自称为“罪臣”、“楚囚”。心理常惶恐不已，彻夜难眠。再加上昔日志同道合的朋友都远贬荒凉遥远之地，贬官的身份也不便与他人接触。因而，伴随他的只是孤独、寂寞和无奈。另外一种心态特征是：怀才不遇又矢志不移。柳宗元的才能是全面的，为多数人所了解的，柳宗元主要是散文家和诗人。但被贬之前，柳宗元的理想绝不是做文人，而且有点不屑于做文人。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道：“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信中他向自己好友表白了昔日的理想。他的《冉溪》诗中“少时陈力希公候，许国不复为身谋”的句子，更是直接说明了他的理想是辅助时政，建政立业，为此而不怕牺牲。事实上，他也确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三十四岁成为朝廷要臣足以说明了这点。永贞革新的失败，他失去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机会，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一性格很类似流放中的屈原。在贬永时期，他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民生的疾苦，常与朋友以书信的形式讨论历史、政治和为官之道，希望被朝廷起用，再度施展政治才能。为了理想，他提携后进，培养人才，积蓄力量，正如《冉溪》诗中写道：“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西园待成器。”这些大概是柳宗元在不自由状态下最大的所为吧。了解了柳宗元这样的心态，就很容易把握此诗的深层次的含义。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特点，就是采用拟人化手法，把自己的心态物化成木芙蓉，木芙蓉自然成了他感情的载体、心灵的镜子和与读者沟通的渠道。诗中的木芙蓉具有鲜明的诗人的色彩：她孤寂、独自长在湘水西岸，任秋风疾吹，繁霜严打，无人爱怜顾惜；她完美，“盈盈”，是婀娜多姿的体形，“丽影”是艳丽动人的身姿，“浓香”是沁人的芳香，可谓集众美于一身；她自信，“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这种自信来自于“有美”。这种美与其说是木芙蓉的姿态、丽影和浓芳，不如说是诗人的才华、理想。因此，即使在孤独、冷落，被人诋毁、抛弃的处境里，他也没有沮丧、消沉和自暴自弃。他坚信自己总会有被人赏识的时候；他很有原则，处于世上，就只能像木芙蓉一样，扎根高高的陆地，绝不与浮于水上的摇摆不定的芰荷同处。诗人对木芙蓉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倾注了强烈的感情。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高文先生道明了诗人的用意：“此诗写木芙蓉美丽而孤独，深受风霜欺凌，诗人同情它的遭遇而移栽于住所轩前。乃以木芙蓉自比，怜花亦即自怜”。诗人爱花，护花，实为自爱自慰。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抚平内心创伤，驱走孤独幽愁的常见方式。
这首诗是对红豆表相思的叹赏。
上首诗已表明，即使红豆本无知觉，但它既然被当作相思的象征，有意抛却已不可能。于是本首自然过渡到对手头红豆的把玩赞赏上来。“争相似”，怎么那样相似，表难以分辨。“不厌痴”，不怕他人笑自己心痴。诗人亦知红豆本无所谓思与不思，但自已数起恋人相赠的红豆来，竟那样认真，那样痴迷，早已把其他事物置于脑后，真把它看成了相思泪水的结晶。诗人对相思的一往情深，对红豆意象的缠绵思绪，正是“赤子之心”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