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唱渭城朝雨曲，片帆时暂西东。促归行拜紫泥封。九霄先步武，三接未央宫。
莫唱渭城朝雨曲，片帆时暂西东。促归行拜紫泥封。九霄先步武，三接未央宫。
这是一首题在《长江万里图》上的诗，作者从长江发源地写起，从而想起家乡，引出他内心盘结已久的故乡愁思。家乡、长江两种意象相融相生，将游子的思乡情表现得丰满深厚，情因景显，景因情深，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诗人看画后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家眠山更西住，正见岷山发源处”。诗人原籍在四川，看到长江后很自然产生一种我住“长江头”的感情，这里有怀念，也有自诩三四句是写长江的波澜壮阔，“三巴春霁雪初消，百折千回向东去。”杜甫诗：“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就是写此处山川形胜的。“雪初消”意味着江水增长，汹涌澎湃；“百折千回”写出了水流经之地山势奇险。这两句点出了画题，极写长江奔腾不息之势。
接下诗意一转由写景而转向抒情。“江水东流万里长，人今飘迫尚他乡。”诗人望着滚滚的长江水由西而东，流经万里，想到人们为了生活，背井离乡，也随着这东流的江水四处飘泊，不禁喟然而叹。诗中的“人”字也可解作诗人自己，这也是对自己身世命运的感叹。以东流江水喻离乡之苦，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共同特点，那就是“长”。李白写的：“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也是抓住了这一特点，可见诗人之间也是有共同感受的。不过李白是与朋友告别，“别意”中虽有憾情，然叹而不哀。杨基这里写的却是异乡飘泊思念之情，因而它要凄苦得多。
尾联“烟波草色时牵恨，风雨猿声欲断肠。”这是对离愁别恨的更深一层描写。“烟波草色”、“风雨猿声”，本是长江两岸的普通景物，为旅人所常见常闻，然而在诗人的眼中、耳中，却都变成了牵恨”和“断肠”的缘由。实际上这是主观感情给客观事物铺上的感情色彩，而这客观事物反过来又加深了主观感情的浓度。诗人所写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体验，而且用了“恨”和“断肠”这样的字眼儿，可见它的浓度之深。
这首诗从谋篇构思看，由看画而想到家乡，由想到而思念，由思念而感慨，由感慨而痛楚，步步依理，层层加深，可谓层次清晰，自然真切。从表现方法看，既写景又写情。写景时景不离情，如东流江水之与飘泊游子；写情时情不离景，如离恨之与烟波草色，断肠之与风雨猿声。可谓情因景显景因情深。从语言运用看既无炼字之迹，又欠修饰之功，犹如口语，明白如话，随意而写，一气呵成。可谓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述酒》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刘裕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为了避祸，陶渊明把这首诗写得十分隐晦。经韩子苍、汤汉及后来注家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诗意。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共六层次；只有收尾作六句，组成第七层次：一、东晋运祚，由盛趋衰；二、逆篡不断，至于桓、刘；三、诗人感慨，宋代晋瑞；四、刘灭桓玄，恭帝遭害；五、除异务尽，逃也不免；六、简文应谶，晋祚告尽；七、我亲夷齐，天容当固。
这首诗的标题旁有一个题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仪狄是夏禹时代酒的发明者，而杜康是西周时人，正是在他改进了酿酒技术后，酒才风行于天下。这个题注仿佛让人们以为陶潜这首诗是在记述酒的发明发展史，其实根本不是。陶潜在这里用了影射手法，实际上是以仪狄影射桓玄，以杜康影射刘裕。桓玄篡位时用毒酒鸩杀了司马道子，而在陶潜听到的传闻中，晋安帝司马德宗和晋恭帝司马德文，也都是被毒酒毒死的。这首诗里的“酒”，实际上指的是毒死司马皇族的毒酒，这首诗实际上是在感叹东晋王朝的灭亡。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
“重离”为周易八卦之一，“离”为火为日，天上的太阳暗喻地上的皇帝。司马氏的先祖出自古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重离”与“重黎”谐音，指代司马王朝。太阳照到南边的陆地上，暗喻晋室南渡，东晋开始。“鸣鸟”暗喻东晋初年名臣荟萃，如祖逖、王导、温峤、郗鉴、陶侃等人，都立下了赫赫功勋。
“融风”是春天的东北风，司马氏祖出夏官祝融，所以“融风”也指代司马帝风。秋草虽然还没黄，可春风早已消失无踪，司马晋朝的运祚已趋衰颓。
这四句诗概括了东晋从开国到衰亡的百年沧桑，从中不难看出，这首诗是一首政治诗，谈论的正是晋宋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难怪陶潜要用如此隐晦曲折的手法了。
“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
“素砾”是白色的小石子，比喻王敦、苏峻等犯上作乱的奸邪。“南岳”是衡山，在今天湖南境内，诗中指代东晋政权。山上的云就是东晋王朝的祥瑞之云。这些小石子在长江边闪着凶光冒着邪气，将南岳山头的祥瑞云气冲散了——也就是说，东晋王朝从开国之日起，就不断发生奸邪篡逆叛乱之事，国势一天比一天衰落。
刘裕在义熙二年（406年）被封为豫章郡公，“豫章”在这里就是指代刘裕。“重华”是舜的号，他的坟在湖南零陵的九嶷山，而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后正是被封为“零陵王”，“重华”在这里暗指司马德文。在平定桓玄之乱的过程中，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庶族将领，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以王谢为代表的世族官僚，逐渐成为他们的依附势力，最后东晋王朝终于覆灭，刘裕建立了刘宋新朝，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虽然谦恭逊位，最后也难逃他的魔掌！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
义熙十四年（418年），有人向刘裕敬献“嘉粟”，刘裕献给晋安帝，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是一茎多穗的稀有禾谷，古代认为是祥瑞之物，一旦出现就昭示着要出圣人。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暗示自己准备将天下禅让给他。可就在那年年底，刘裕命人将晋安帝害死，又立司马德文为皇帝，以应“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
“西灵”应当作“四灵”，指龙凤麟龟四种祥瑞之物，陶潜可能是故意写错，以免被当权者看懂。四种祥瑞之物都被刘裕驭使，暗喻他杀害天子篡权夺位的罪孽。
这四句写陶潜当初听到晋安帝被害的消息，义愤填膺，悲哀难抑。多少个夜晚他流泪叹息，一直到雄鸡啼鸣还难以入眠。而如今连已经逊位的晋恭帝竟然也惨遭杀害，诗人的悲愤更是无法言喻。
“诸梁董师旅，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诸梁”指沈诸梁，是战国时楚国的大将。“羊胜”应该作“芈胜”，陶潜也是故意写错。芈胜是楚国王族，他的父亲太子建在郑国遇害，他想报仇，楚国的令尹子西不从，他就杀了子西，将楚惠王赶出国境，自立为楚王。沈诸梁闻知后就率领军队攻打芈胜，芈胜战败自杀，楚惠王得以复位。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是为了影射刘裕举义推翻桓玄之事，也颇有讽刺意味：刘裕是靠着推翻篡位夺权的桓玄掌握军政大权的，而现在也做出篡逆之事，原来与桓玄是一丘之貉！
曹丕建立魏国后，封让位的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让他迁居出洛阳，但并未加害，山阳公刘协得以终其天年。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更是在责骂刘裕，骂他连已经逊位的司马德文都要杀害，连曹丕都不如。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
汉朝的卜式是放羊的高手，曾经对汉武帝说：“治理人民和放羊的道理有些相似，我放的羊全都要是能够按时起居的，只要有偷懒睡觉的就杀掉，害怕它们败坏了整个羊群。”陶潜引用这个典故，暗喻刘裕为了达到篡晋称帝的目的，二十年来处心积虑地诛除异己，过去协同他讨灭桓玄的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人，都先后被杀。“安乐不为君”，是指褚秀之、褚淡之等人媚宋求荣，协同杀害晋安帝和晋恭帝。
“平王”在这里是指代“平固王”，元兴二年（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封晋安帝为“平固王”，将他从建康赶到寻阳。“峡中纳遗薰”用了《庄子》里的一个典故，讲古代越国连续有三个国君被杀，王子廀本该即位，但他怕死跑到丹穴躲藏起来。越国人到丹穴去请他，他躲藏在峡谷里不肯出来。越国人就点燃艾草，用浓烟将他薰了出来。他登上王车仰天长叹：“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当国君呢？”陶潜用这个典故，暗喻司马德文是被刘裕逼迫才继位称帝的，如今也被杀害，刘裕的心肠何其狠毒！
“双阳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
“阳”为日，两个“日”组成一个“昌”字，是指晋孝武帝司马昌明。他生个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晋安帝和晋恭帝。传说晋简文帝司马昱曾经见过一条谶语：“晋祚终昌明”。根据谶语以为孝武帝无子，谁知他竟生了两个儿子，在他死后将晋朝延续了二十几年。
“三趾”是指三足乌，神话传说中背负太阳的神鸟。传说只要看到它飞停到屋顶，世上就会出天子。这一句暗指刘裕为了应证“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杀晋安帝立晋恭帝，后来又将已经逊位晋恭帝害死，滥杀无辜，荼毒生灵。
王子晋是传说中周灵王的太子，擅长吹笙，修炼二十年后成仙，骑着白鹤飞上天去了。陶潜在这里隐去一个“晋”字，只写作“王子”，正说明这两句诗暗喻晋王朝的覆灭。“日中”是正午，“正午”在古代又称“典午”，而“典午”是有晋一代人们为了避讳专门用来指代“司马”的词。“典”与“司”意义相近，而“午”在干支中的属相正是“马”。“河汾”指黄河和汾河，是西晋王朝的发祥之地。这两句话进一步暗喻晋朝气数已尽运祚已终，表达了诗人沉痛的心情。
这四句诗在字面上组成非常奇幻凄艳的神话意境：重生的太阳相继从天空落下，三足乌衔着谶语来到人间，王子晋吹笙骑鹤飞上了西天，正午时分翱翔在黄河汾水上空。而喻指的却是晋朝终于覆亡皇帝相继被杀的历史事件。
统治当代诗坛的象征手法和意象群诗体，其实在《离骚》中就有，中国古代诗人也都会玩，而且都玩得很棒。但他们绝不像时下的诗人们瞎玩滥玩，玩得不成名堂。陶渊明的这首《述酒》，就是很好的范例。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春秋时越国人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报仇雪耻攻灭吴国后退位隐居，被封为“陶朱公”。陶潜在这里故意隐去一个“陶”字，正是为了用“朱公”指代自己。他借范蠡隐居的典故表达自己在晋宋易代后的决心，一定要闲居避世，远离人世间的扰攘纷争。
“西岭”指西山，也就是首阳山，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后隐居到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活活饿死。陶潜要求自己以伯夷叔齐为榜样，绝不作媚宋求荣的不忠不义之事。宁可饿死，也不到刘宋新朝去做官求禄！
诗人最后说：老天爷要我陶潜活多少年，我就活多少年，要我饿死我就饿死，我绝不出仕新朝！其实未成年就夭折的殇子与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又有什么区别？人生的意义不是寿命的长短，而是品格和气节。
陶潜写《述酒》的时候，一定悲痛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又只能用隐蔽晦涩的手法去写，甚至故意写错几个字，好让当权者无法看懂，也就无从迫害他。他对东晋王朝刻骨铭心的感情和对末代皇帝被残杀的切肤之痛，都深深隐藏在这首诗里。
此诗被看作刺世诗，更恰切地说，是一首史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史诗。
此诗用朴素粗犷的笔调，逼真地刻画出了茅草和榾柮两个生动的形象：一个风风火火，张牙舞爪，却无所作为；另一个不慌不忙，扎实行动，使人受益。全诗语言浅显，通过茅草与树根的对比，劝谕世人，做人不能虚空而要扎实；尽管带有打油诗的意味，却风格朴拙，意蕴深远。
全诗可以分开来看，上下两句写的是两种不同的火：一种是野地里，一团乱蓬蓬的茅草燃烧起来，看似来势凶猛，一瞬间便可烧红半边天，但是也在一瞬之间，乱茅草就烧完了，火势自然不能随之延续，也就迅速的灭了。“蓦地烧天蓦地空”，两个“蓦”字，突出地表现了一团浮躁虚夸的茅草，来得快也去得快，闹哄哄地一场空，成不了什么气候。另外一种是在火炉里烧老树根疙瘩，它们埋在土里有些年头，早就腐朽了。也正因为腐朽，火劲儿也就小，烧起来慢腾腾的，看着并不张扬，反而能保持恒温，特别耐烧，因而冬天可以用来煨火，于平平淡淡间给人以长久的温暖。
诗人用朴素粗犷的笔调，逼真地刻画出了茅草和榾柮两个生动的形象：一个风风火火，张牙舞爪，却无所作为；另一个不慌不忙，扎实行动，使人受益。这里概括了日常生活中的两种形象：一种是华而不实，好大喜功；另一种则是扎扎实实、默默作来以求实效。诗很浅显，却隐含深意。全诗以烧火为喻，通过茅草与树根的对比，劝谕世人，做人不能虚空而要扎实。此诗似乎在讽刺当时的王安石变法之政令繁复，执行草率，声势浩大，收效甚微。
诗人在诗里并未留下明确的只言片语，对这两种火的形态进行评价，只是单纯地将这两种形态描述出来，诗便结束了。但诗人的态度已经很分明，他用这两种火的形态来喻指世人做事的两种不同风格，一种谓之爆发力，一种谓之持久性。辩证地来看，二者或许各有千秋，难说好坏，但诗人字里行间的意味，很显然是赞成后一种风格的，拒绝那种虚燥的、短暂的辉煌，而是去追寻踏实的、长久的温暖。所以，诗的前后两句之间要用“争似”二字来勾连。另外，这首诗对比手法的运用很有特色。如茅草燃烧前后情况的对比。两个“蓦地”强调其时间之短、反差之大。又如烧茅草与烧树根不同状态对比。“蓦地烧天”与“漫腾腾地”突出茅草的轰轰烈烈与树根的不动声色。又如“蓦地空”与“暖烘烘”对比，强调二者结果一虚空、一实在。
这首诗语言通俗，类似打油诗，但寓理于物，针砭时弊，也可说它是“主理”的宋诗一个典型。
这是一首典型的咏史怀古诗。诗人借用了王昭君出塞的典故，却与以往借用此典的诗词大不相同，不以议论为主，却通过朴实的语言真实地再现昭君当时心中所想，深刻地诠释了“千古琵琶”的含义，发人深省。
诗的开始，粗线条地展示了边地的风光。铺天盖地的雪淹没了塞外绵亘不尽的群山，继雪而起的北风呼啸着，将大地可能有的一切吹伏在地……。“天山雪后”一句，用笔简洁，唤出的图景却是无限的。
就在这漫无边际的背景深处，一个坐在马背上拨弹琵琶的女子形象出现了。琵琶作为一种乐器，可以弹奏出缓急高低不同，如珠玉落盘、流水幽咽般的曲调，为此，它曾使唐代那位谪居江州的司马为之泪湿青衫。那么，在这首诗中，通过这个“抱得琵琶马上弹”的形象，将其中蕴含的真意展现出来。杜甫曾有“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的猜测，王安石则以“含情歌说独元处，传于琵琶心自知”作为交代。这些诗句，都是极高妙、极为人称颂的，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不过，它们毕竟还有一个说不上是弱点、但总觉有些遗憾的特征——作了议论，下了判断。“怨语”也罢，“含情”也罢，都明明白白地点出了昭君弹曲时的心事。
而在这首诗，诗人却不提昭君弹琵琶时作何想，重点落在“曲罢”——曲传达心志的琵琶弹毕，停弦驻马，昭君举目遥看，此际，青海头上的一轮明月，在她眼中变得朦胧了，变得与她在汉宫时所望见的月相似了，她徘徊在这样的月光下，流连难去……诗人看似在着力写这“月”，但“曲罢”二字一一昭君的错觉，不是时时皆有的，而是在弹罢琵琶后这一特定的短暂时间内所有的；换言之，她的错觉，乃是由弹曲而生。然而她弹曲时是何心事，诗人却不点出，意味深长。但诗人虽留下了意味，却不忙于下结论，这是他的含蓄处；而诗人虽不下结论，但他说昭君曲罢乃误以胡月为汉月，又暗示了他的结论，这是他的高妙处。这样的运笔，比之“怨语”、“含情”之说，虽缺乏下断语的胆力，知增长了“千古琵琶”的蕴含。
王昭君在咏史诗中是一个写滥了的题材，但这首既不写昭君之怨，也不写元帝无情，只写昭君身在异域不忘故国，也颇有新意。手法上一反咏史诗以议为主的写法，只描写昭君出塞后的弹曲与望月，通过将青海月当作汉宫月的误觉，突出昭君对故国的眷恋，全诗无一句议论而议论尽蕴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