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委婉地道出了诗人的悔恨之情,“中路因循我所长”。诗人从小聪慧伶俐,虽然家境贫寒,但只要一直勤奋苦读,也许会像大多数学子一样,有朝一日可以衣锦还乡。
这本是一条常规之路,可是李商隐因为才华出众,却被当时著名的文士令狐楚所欣赏,不仅教授其写作技巧,而且将他视为己出,在经济上也对义山一家给予照顾和资助。后来李商隐还凭借着令狐楚父子的提携,在仕途中走了捷径。
后来李商隐又得到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赏识,还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他。看似义山应该前途无量,可是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这位晚唐才子在仕途中兜兜转转,竟然又回到了起点。
诗人不禁发出一声浩叹,“古来才命两相妨”。自古红颜多薄命、文章憎命达,诗人非常后悔当初的选择,也许他安分守己地读书,老老实实地参加科考,结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好。
经过这样一番思考,诗人便告诫后世,“劝君莫强安蛇足,一盏芳醪不得尝。” 作者化用了画蛇添足的故事,又将美好的生活比作“芳醪”,既劝慰人们不要弄巧成拙,又委婉地抒写了其悲戚和无奈之情。
诗人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体悟,明白了凡事要循序渐进的道理。正如古人所言,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很多时候欲速则不达,越是希望得到,反而越是难以企及。
李商隐的这首绝句语言朴实,道理深刻,可谓字字珠玑、句句含悲,又充满理趣。开篇阐述自己的切身感受,后两句抒写议论,用典无痕、比喻恰当,读完更令人深思。
白帝城危耸于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白帝山之上,背负峭壁,前临大江,占据高峻山势,为三峡入口处著名胜景。杜甫晚年寄居夔州,咏白帝城作品颇多,此为其中之一。
“城尖经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起句突出“白帝城最高楼”之高:城高路险,城头遍插旗帜,而旗帜亦愁城楼高险,则人愁不言而喻。白帝城楼高耸于此缥缈之际,凌空若飞,诗人驻立楼前,极目四望,胸襟益开。其立足之高,视野之阔,使得全诗在未展开之前已笼罩于一种雄奇壮丽的气势之中。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这一联是写楼头所见:忽而江峡若裂,云气昏晦,纵横怪石似龙盘虎踞,横卧波心;忽而江清水澈,日照当空,滩石于粼粼光影隐耀之中,又如鼋鼍怡然嬉游,阴晴气象殊异,而动人之处各不相让,两句并举,将楼头观景的倏忽万变写得活龙活现。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扶桑,为古神话中东方日出处一种神木,长约数千丈;弱水,为古神话中西方昆仑山下一条水流。此处是诗人登高临深,不禁心驰神往,设想出虚幻之境:如见扶桑西边的枝条正与山峡相对,弱水东边的影子似与长江相随。此前的诗人用此二典,一般是“东观扶桑曜,西卧弱水流”(曹植)的写法,而杜诗反向用之,是紧扣诗题,极力渲染城楼之高,可望扶桑西向;极言江流之远,可接弱水东来。以虚境写实景,于虚实之间传达神韵。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诗人的目光又从愈见虚渺的远景上落回楼头,孑孑老者,倚杖望空,情境与首联“独立”句相似,面对苍茫浩荡之江水,立此险峻峭拔之峰,心与物化,问“叹世者谁子?”似已达到忘我境界。但毕竟执着难遣,惟有泪洒天半。诗人一生漂泊,年逾半百仍不得归所,写此诗时离安史之乱平息不过三四年,朝野间百废待兴,国恨、乡愁,平生叹喟,郁积于胸,只有回首归去,让这地老天荒的萧瑟苍凉之感逐渐淡化消释于心罢了。
这是一首句法用律体而音节用古体的拗体七律,其情绪勃郁,声调拗怒,互相配合,突破了七律中传统的和谐,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加上格局严谨,首联叙写楼高,二联摹写近景,三联拟想远境,末联感慨身世,起、承、转、合,诗法井然。正如清人王嗣奭《杜臆》评“此诗真作惊人语,是缘忧世之心,发之以自消其垒块,叹世二字,为一章之纲,泣血迸空,起于叹世。以迸空写楼高,落想尤奇。”
通常认为这首词为伤春之作。惜春伤春是历代词的传统题材,留下的佳篇汗牛充栋,僧挥的这首《金明池》即为其一,被选编进《宋词三百首》。全词基调哀婉,上片主描景,下片主抒情,行文多有绮语;而作者又为僧人,词作别有一种情趣。
“天阔云高,溪横水远,晚日寒生轻晕”,上片首句一气连用了三个境界开阔的短句,一反伤春词细腻入文的模式,起笔突崛。三个远景,如果只从单个分开细看,纯粹只显豪阔苍远的境界,于伤春主题并不切合,但一经组合排列,哀氛就透过词句四处弥漫,奠定了全词“伤”的基调。起笔突崛而又不显唐突、违拗,且自有新意,正是这首词入文的妙处。
“闲阶静、杨花渐少,朱生掩、莺声犹嫩”,这是近景,与首句远近结合,成一画境。首句奠定了词意的气氛基调,但并不能判断句中所描绘的是什么时间季节,这第二句作者点明了是暮春时节。“闲阶静,杨花少,朱生掩”,是目之所及的视觉感受,莺声嫩则为听觉感受,这几个“冷色调”意象的有机叠砌,予人幽深、凄切的感觉。然而,作者并未让这些意象营造的感觉如滔滔江水一放到底,一览无遗,而是且放且收,“莺声犹嫩”,一个“犹”字,恰如其分地把前头的表达“收”了起来。但不是单为了收而收,是为了接下去能更好地放。虽然莺声“犹”嫩,但也不能再“嫩”很长日子了。
“悔匆匆、过却清明,旋占得馀芳,已成幽恨”,此句既是前面景的描绘后的情的流露,也是“莺声犹嫩”收了之后的续放。时光易流,一过了清明,各种各样的花儿,就都陆续委地凋谢了,丛中和枝头只疏疏落落地留了一点儿残英。到这时,莺声已老,不再嫩了;可见“犹”得短暂、无奈。“却几日阴沉,连宵慵困,起来韶华都尽”,这句是接前句的深延。几天前还有若有若无的遗留的花儿,可忽忽几日,稍没注意,一下子就只剩满目绿肥,些许瘦红也难觅了。
上片主描景,景中时也露情,下片主抒情,全为伤春心事。“怨入双眉闲斗损,乍品得情怀,看承全近”,写的是春愁怨情。怨入双眉,思量甚苦,皆因春去无情。“深深态、无非自许,厌厌意、终羞人问”,写的是怨态,情动于衷而形于表。因春去而心怨,因心怨而神形缱绻。“深深态”两句是女子自怜自爱、自怨自艾的情态,大有美人惜春迟暮之感。“深深态”和“厌厌意”二词运用对比,将女子愁绪满怀的怨态和因春去精神萎靡的无力之状形象描写出来,读之令人感同身受,心怀大动。 [4]
末句“纵留得莺花,东风不住,也则眼前愁闷”是全词最堪回味处。心怨源于春逝,这里却说即使莺声和花香留住了,仍还是愁绪难遣。原来春去仅是引子,最伤心处,并非春天美景消逝,而是时间老去人老去——春天可以再来,人却难以再少。无言之伤,尽在其中矣。
此首伤春之词,却出自诗僧笔下,可见其性情坦荡,不拘礼法。上片阶静生掩,美人春睡。杨花渐少,莺声犹嫩,正是暮春景象。睡起方识春色已阑,幽恨遂油然而生。下片因惜眷而自怜,因伤春而厌厌。这首词把年轻女子的多情与娇羞写得十分动人,她有些慵懒,有些感伤,有些哀怨,也有些甜蜜。一个感情真挚、热烈而又羞涩矜持的女性形象跃然于纸上。 [1] [5]
有观点认为下阕以“怨入双眉闲斗损”句过片,承上阕末意,也补足了人对春光去尽的反映。一“闲”字、一“损”字,暗暗透露作者对这种伤春怨情的保留态度。以下渐渐转出真意:先用“乍品得”二句过渡,语极委婉。这两句真像耐心布道者的口吻。“深深态”二句,又忽作狮子吼,将悔憾怨恨种种情怀之实质一语道破:自我期许太多,就难免不深深作态;羞于向人吐露,才必定会恹恹不振。“怎知道”以下又如佛手指点迷津。从正反两面说去:想闻得好“音信”,关键在于“忘了余香”,不必有所留恋,这是从正面说;若总想“留得莺花”,执迷不悟,那只会招来“愁闷”,自堕苦海,这是从反面说。禅理而能入词,又说得如此有诗趣、理趣,实属不易。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第一首诗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此诗开头由”登“字引出一个“望”字,接下来即描写“望”之所“见”。北邙阪,即洛阳北邙山。《文选》中李善注曰:“郭绿生《述征赋》曰:‘北邙,洛阳北邙,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干东垣。” 段珪等内宦等即携帝于此而后投河自尽,董卓即于此带兵迎帝回洛。而诗人登临此山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宫室尽为荒墟,处处断壁残垣,蒿草疯长,荆棘参天。接着,诗歌由景写到人。董卓之乱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这里已经见不到年老之人,只看到一个少年于这片荒芜之中,欲抬脚举步,却找不到路径。四下里荒草遍地,不见一片农田。这个从远方回家的游子,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田间小路了。有人说这个游子便是应氏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曾在洛阳为官,他们也应在这时生活过。这固然不错,然而且不说应氏兄弟本为汝南郡人,而单是就诗歌抒情的主体来看,这个“游子”也就是诗中的那个“新少年”,他的所睹所想分明是诗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感叹着民生的凄惨:“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面对这一番破败景色,竟至“气结不能言”,这分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而所谓“平常居”之语,则曹操曾在洛阳多时,曹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必不是事实。就是这次分别之前曹植也已于洛阳逗留了几日,且"平常居"亦可不必拘泥为"常所居"。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定是感慨良多。于是诗人接下来写了第二首诗。
在第一首诗中写过那一番破败之景后,诗人在第二首中主要写与友人分别的感受。关于“清时”“嘉会”两句,《文选》五臣刘良注曰:“‘屡’,数也。言清平之时,嘉会之赏,不可数得而常有。”诗人这样的想法自是与第一首诗所写的景与情密不可分的。时历战乱,世事多变,清平之时与嘉会之美怎能常有?想到这里诗人不由感叹:与天地相比,人生之短促可不恰如“朝霜”之易逝!这种人生苦短伤时感怀的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可谓常见,读者也知道在离乱的年代里,没有多少人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多是对民生的感慨,而与友人相别,自然地想到自己与友人的感情是多么值得珍惜。于是他“愿得展燕婉”于友人,可是事实是“我友之朔方”!关于“燕婉”一词,《文选》中李善注曰:“《毛诗》曰:‘燕婉之求’。”《文选》六臣注中,张铣曰:“燕婉,欢乐也。言我愿得舒此欢乐也。我友,谓应璩也。”因为友人将“之朔方”故而要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于是诗人“置酒”河阳,为他们饯行。六臣注吕向曰:“中馈,食也。言情爱至极,相望苦深,今为离别岂不各愧于中肠。”关于"愧"字的解释李善注引郑玄注《礼记》曰:“病愧,谓罪苦也。”可知其意当为别离之苦百转肠中。再想到友人所去路途遥远,诗人不由想象:如果自己能够与友人化作比翼鸟一起展翅高飞该有多好啊!这些诗句中表达着诗人与友人别离时的无奈与恋恋不舍之情。于是祖饯送别之意溢于纸上。
再者,从诗歌的“气”上来看,自可以将第一首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然而对于第二首诗歌而言,如果没有第一首诗歌中对洛阳残败景象的描绘,则起句“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似显突兀,而不知其由何而生发出的感慨了。建安诗歌“慷慨多气”,陈思王诗则更是更重“骨气”,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钟嵘在《诗品序》中更是目曹植为“建安之杰”,《诗品》列曹植的诗于上品,并说:“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且感叹:“嗟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之有黼黻。”在《诗品集注》注释中,骨气之“骨”是指诗歌的具体内容,“气”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而在一些诗歌欣赏中对《送应氏二首》中“气结不能言”一句中关于“气”字亦解释说:“气,指感情。”的确,第二首诗歌与第一首应为一气呵成,所以"气"不断。将这两首诗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曹植在诗歌中有对世事的慨叹,对百姓的同情,更有在此情此景下与友人分别的无限惜别之情。只有这样把两首诗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曹植这两首诗歌由感时而更伤送别的主题,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选》将这两首诗列于“祖饯”一类之中的原因了。
这两首诗也一样体现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第一首诗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从破败的皇家宫室到闾里乡间荒芜的民田,从断壁残垣到参天荆棘,又从“寂寞”的景色写到从远方归来不识阡陌的游子独立于“千里无人烟”的荒野中那一种凄惨和悲凉。此诗除结句外,全用白描手法勾勒了洛阳城的荒芜悲凉景象,从宫室、垣墙写到所见之人,由人而写到了路径与耕田,最后从游子的眼中写明今昔之异,说明繁华消退,一去不返,令萧条不堪的现实画面历历在目。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溢于言表。在结构上的特点十分明显。全诗的重点放在描写遥望洛阳所目赌的荒凉景象上,只是由最后的几句带出“游子”,收回到送客远行的主题上来。诗的现实性强。曹植不是为了怀旧或描绘历史的陈迹而写下这篇诗章的,他在北邙山上遥望洛阳城所发的悲悯,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诗人对由董卓之乱以来的战争频仍,良田荒芜,人民流徙,赤地千里,表现了无限的悲愤,说明诗人是关心国是,不忘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此诗所表现的少年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正说明了其诗歌气骨不同凡响的原因。对现实的关心与感情的沉郁,正是曹植诗歌成功的关键。全诗句句是景,却又句句是情,这一种情绝不是因了个人的遭遇而发,而是对天下苍生深切同情的表达。诗人的感情如江河般奔流,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让后世读着这首诗歌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正是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体现。这也许正是“骨气奇高”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恰恰是这首诗风的体现,这也是后人谈及此二首诗歌时只提到这一首的原因所在。然而,建安诗歌中对真挚情感的强烈表达亦是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魏晋时代是一个个性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表露真情时代,这在诗歌中更是非常明显。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对于离乱年代里的分别更觉无限伤感。在这第二首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离乱的年代里分别,更会感觉无限的依恋。世事本无常,更何况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时与友人分离。
曹植是一个极具感性的诗人,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他重视人间的感情,无论是手足之情还是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他与曹丕立太子之争不能不说很是激烈,但他在随父出征与曹丕分别时依然恋恋不舍即是说明。这样一个视感情重于生命的诗人,如果在与友人分别时只看到了满眼的凄凉景象,而不言惜别之情,不是有些异样而不符合其本性了吗?所以这二首诗歌,必非如有的人所说的做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是做于一时,或者说诗人认为这两首诗歌是不可拆开来作分析而必然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方可领会其中的真意。
论及史祖达在宋词中的地位,他上承周邦彦,又受到同时代的前辈词人姜白石的影响,应属周姜这一流派。周邦彦秦观乃至柳永词都描写过歌妓,表现了对她们的同情,史达祖这首词气格浑成,完全可以跟前辈词人并列而不逊色。
起三句写春晴时节柳花风中的来访。缥瓦晴檐,春满小巷。一个“摇”字刻画出烟光微照、缥瓦闪烁的景象。以望中的风急絮飞衬托,使明媚的春色融进了词人凄恻的情绪,勾起黯然销魂的别情。这三句词语浑融,情含景中。对此景色,急欲一见伊人之情,跃然纸上。及入妆楼,却不见伊人,但见“锦瑟横床”。“想”字直贯下文。词人从对方着笔,推想对方别后不理乐器,不出帷幕,因入骨相思,而思极成梦。
“倦出犀帷,频梦见、王孙骄马”,“倦”字,“频”字,巧妙地写出了分别以后,无法排解的相思之苦,不仅表现了伊人感情的执着,更写出她独居小楼的孑立。
“讳道相思”三句,进一步委婉曲折地刻画了这位多情女子的形象。连魂梦都萦绕在情人身上,在别人面前却讳莫如深地掩饰自己的感情,当她暗中整理旧著罗裙,突然发现腰围瘦损而惊呆了。这里有故作矜持的娇痴,有突然惊讶的动作,有难以掩盖的感情起伏,有由镇静到惊讶的跳动画面。这样的复杂心态动作变化,凝聚在短短的十二字里,神味极为隽永。
过片“惆怅南楼遥夜”三句,转入初次相遇的回忆,用对比手法深化了词人思念之情。“南楼”即词人此时所在的妆楼。“遥”字点明初见与此次相访相距时间之长。翠箔灯下,枕肩曼歌。昔日的乐器,就是此时横床的锦瑟和想象中常下的凤弦。这二句浓彩重抹,烘托出面对“锦瑟横床”时的悲痛心情。以“记”字唤起当时的甜蜜回忆来反衬此时感受的难忍之痛。这样的映衬,使初见和最后访问的两个画面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下面递入遍访旧家门巷打探消息,与篇首暗中连接。浑灏流转,一气直下,转折处十分空灵。“又入铜驼,遍旧家门巷,首询声价。”洛阳有铜驼街,繁华游乐之地,这里借指京师临安。旧家,从前。这是词人重到临安,访问伊人情景的再现。与周邦彦《瑞龙吟》“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比较,更显出词人最后访问时的焦急与期待。这种写法又隐隐暗示出后来的追寻无果。果然得到的消息,却是伊人随闲花的凋谢而消逝了。“可惜东风”二句,分三叠写情:闲花无主,同情伊人的沦落;东风无情,惋惜环境的摧残;带恨离去,只能洒下相思的泪水。东风何能解人意,正是人愁自愁,而更恨东风之无情。既是曲笔,将沉痛感情,曲曲传出;又是大笔,既小结前文,又包扫前文,截住感情的波涛,使未了之情,暂时煞住。其情之痛之切令人回味不尽。一结,用元稹《崔徽歌序》里裴敬中与妓女崔徽相爱,崔徽临死留下肖像送给裴敬中的故事。这是词人感情的余波。伊人并未留下肖像,只好“记取”遗容,归后“暗写”,长期牵挂思念。这是崔徽典故的活用,笔法曲折变化,写出了极细微的感情,用此收束全词,既空灵,又沉厚。
冯煦《蒿庵论词》引毛先舒论词:“言欲层深,语欲浑成。”这首词正体现了这个特点。上片写最后访问时所见和联想中伊人对自己的不尽的相思,已经逆摄下片初次相见的倾心和对伊人突然离去的悼念。
为了抒相思之情略去了中间无限情事:只写初遇和最后访问,把两人往还中的缱绻深情略去了;只写死别的痛苦,把生前分离时的难堪略去了。给人以想象的极大空间。为了突出最后访问这一痛心场面,词人在下片以“又入铜驼”领起,钩连衔接,使上下片融为一体,用笔开阖动荡,这是章法上的层深。“讳道相思”三句层层深入传相思之神,“可惜东风”二句层层深入寄悼念之意,这是句法上的层深。情与景,人与物,初见和死别,当时的欢娱和此时的悲哀,死者的多情和生者的遗恨,浑然融为一体,此词气格之浑成,完全可以继承周邦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