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诗中巴女的丈夫大约是乘船东下去经商，所以诗人模仿巴女的口吻，用极简单的几笔，勾勒出与丈夫分别时的情景，道出了女子当时的不忍分别的复杂心情。
诗中前两句写水、写船，“急如箭”“去若飞”两个比喻恰切描摹了巴水湍急以及小船疾去的情形。这既是对客观事物的实写，又含蓄地写出了送行者洒泪惜别的细微心理活动。在诗中主人公看来，顷刻离别，去若离弦，万千心事还没有来得及说，丈夫所乘坐的小船就消失在江水的尽头了，这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接下两句是对巴女内心活动的直接刻画。巴女送丈夫离去以后，落泪如雨，痴痴立在岸边，她默然地计算着：“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暗寓出身隔异地，夫妻两人不知何时才能团聚的悲伤之情。很多行商在外的旅人，由于交通极不便利，各种物质条件的贫乏，往往客死异乡，或者竟在外地另立家室。在家独守的商妇，大多形同孤寡、无依无靠，她们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所以她们与丈夫离别就象生离死别一样。本诗就在对这种无限惆怅的情调的描写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这首诗从题材到语言与六朝民歌几无区别，形式朴素简洁，语言明快自然、不假雕琢，真切生动地表现了巴女那种真挚淳朴的思想感情。
《夏日山中》是唐代浪漫主义诗人唐代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诗中描写的夏日中生活的场景，真实、贴切地展现了夏日山中和山中夏日的景象。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因为是夏天，所以有“白羽扇”；因为在山中，天气更凉爽所以有扇而懒得摇。山林中过往的人烟稀少，诗人敢于脱去头巾，表现出悠然自得，不拘礼法的形象。句中通 过“懒”、“裸”，突出了诗人在山中夏日乘凉的悠闹情趣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夏日消闲图画。
“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诗人解下头巾，挂在山中的石壁上，多么凉爽宜人。袒胸露顶，栖身林下，大有解除尘累，反归自然的情趣。通过“脱”、“露”，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向往自然的心情。“洒”体现了诗人豪放不羁，任凭山风从头上吹过，表现出一种豁达、爽快的感觉。
全诗写出了作者在山林无拘无束，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形象，有魏晋风度。 诗人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悠悠然一种自乐自足的逍遥，特别是对个人情感的放纵与宣泄，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在《夏日山中》羽扇可以不摇，衣履可以不穿。“裸袒青林中”，“露顶洒松风”更体现出诗人悠然自得，亲近自然的心情诗通过对诗人自身状态的描写，来突出夏天的炎热。同时借夏天炎热的环境，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状态。诗中在夏天炎热的环境下，对诗人状态的描写生动，别有一番悠然自得的闲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