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这首《和董传留别》可能不为普通读者所熟知,而其中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却广为传诵,原因就在于它经典地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把读书视为积累知识、增长学问的有效途径。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常读书,日积月累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清代学者梁章钜说:“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事实证明,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腹有诗书”指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气”可以理解为“气质”或“精神风貌”。全句的重心在“自”上面,它强调了华美的气质是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
就苏轼送别的这位朋友董传而言,“气”不应简单地指读书所带给人的儒雅之气,更指古代读书人所推崇的在面对人生的失意和困窘时的乐观豁达的态度。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能“不改其乐”。王勃在人生落魄时高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董传身处贫穷,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可以从“囊空不办寻春马”一句看出。显然,苏轼对董传的人生态度还是非常欣赏的。在临别时送给朋友这一句,既是赞美,也是安慰。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阐明了读书与高雅气质的必然联系,凝练概括,深得读者喜爱。今天人们引用它来说明读书求知可以培养人高尚的品格和高雅的气质。也用来赞美别人学问渊博、气度不凡。
此为怀人之作。词中寓情于景,以淡景写浓愁,言青山长在,绿水长流,而自己爱恋着的人却不知去向;虽有天上的鸿雁和水中的游鱼,它们却不能为自己传递书信,因而惆怅万端。
词的上片写主人公以书信细诉衷肠,而无处可寄;下片叙倚楼远望,只见青山绿波,不见所思之人。此词用语雅致,语意恳挚,抒情婉曲细腻。词中运用了一些传统文化意象和相关典故,深情含蓄,音韵悠长。
词的上片抒情。起句“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语似平淡,实包蕴无数情事,无限情思。红笺是一种精美的小幅红纸,可用来题诗、写信。词里的主人公便用这种纸,写上密密麻麻的小字,说尽了平生相慕相爱之意。显然,对方不是普通的友人,而是倾心相爱的知音。
三、四两句抒发信写成后无从传递的苦闷。古人有“雁足传书”和“鱼传尺素”的说法,前者见于《汉书·苏武传》,后者见于古诗《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是诗文中常用的典故。作者以“鸿雁在云鱼在水”的构思,表明无法驱遣它们去传书递简,因此“惆怅此情难寄”。运典出新,比起“断鸿难倩”等语又增加了许多风致。
过片由抒情过渡到写景。“斜阳”句点明时间、地点和人物活动,红日偏西,斜晖照着正在楼头眺望的孤独人影,景象已十分凄清,而远处的山峰又遮蔽着愁人的视线,隔断了离人的音信,更加令人惆怅难遣。“遥山恰对帘钩”句,从象征意义上看,又有两情相对而遥相阻隔的意味。倚楼远眺本是为了抒忧,如今反倒平添一段愁思,从抒情手法来看,又多了一层转折。
结尾两句化用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之意,略加变化,给人以有余不尽之感。绿水,或曾映照过如花的人面,如今,流水依然在眼,而人面不知何处,唯有相思之情,跟随流水,悠悠东去而已。
此词以斜阳、遥山、人面、绿水、红笺、帘钩等物象,营造出一个充满离愁别恨的意境,将词人心中蕴藏的情感波澜表现得婉曲细腻,感人肺腑。全词语淡情深,闲雅从容,充分体现了词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戏赠看花诸君子》:刘禹锡此诗,通过人们在长安一所道观――玄都观看花这一生活琐事,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这首诗表明上看诗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实质上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千树桃花,喻十年来由于投机而在政治上得意的新贵;看花人,喻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中赶热闹看桃花一样。最后一句指出,这些权贵不过是我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这首诗中的轻蔑和讽刺是辛辣的,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涉讥刺”,《新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讥忿”。
《再游玄都观》这首诗是上一首的续篇。从表面上看,它只写玄都观中桃花盛衰存亡,实际上是旧事重提,象权贵挑战。桃花比新贵,种桃道士指打击革新运动的当权者。但是他们已经“树倒猢狲散”了,而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真是世事难料。诗人表现了不屈和乐观。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新唐书·刘禹锡传》未引诗歌,却引出序中兔葵、燕麦等语尤为不满。
这首诗是批评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二诗及诗歌的怨刺问题。元好问论诗,主张温柔敦厚,明确反对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众多的诗文禁忌中,就有“无狡讦”、“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等形式戒条。他认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也应该“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杨叔能小亨集引》)。
在这首诗中,元好问实际上是继承前人的观点,批评《再游玄都观》及其诗序的怨刺失度。元好问认为,如果说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是戏赠之作,尚无伤大雅,但《再游玄都观》一诗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诗序中所谓“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有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将所有当权者斥为兔葵、燕麦,打击面太大,贬损太过,不免流于刻薄。前两句概括刘禹锡创作《再游玄都观》的背景,“乱后”指刘禹锡被贬十四年间皇权迭变、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动乱时局, “失故基”指刘禹锡诗前小序所说“荡然无复一树”的衰败景象,看花诗指《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这两句诗认为当时一切只值得悲伤,不应该再出怨刺之语。后两句是全诗的关键,“刘郎”一句,借用刘诗“前度刘郎今又来”之语,说刘禹锡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游玄都观》诗序为批评重点。“枉”是“错”的意思,与“枉著书生待鲁连”(《论诗三十首》)的“枉”字同意。两句连在一起,是说刘禹锡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却错将所有人都指斥为东风中的兔葵、燕麦一类,加以嘲讽。可见,这首诗着重批评《再游玄都观》尤其是诗序的怨刺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