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四句开门见山亮出矛盾,将龌龊小人与高怀旷士分列两句,形成对照。“小人自龌龊”构成全诗主脑,是后文穷形极相描绘的张本。在这两句写实诗前用“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两句来起兴,既有含义,又增添了文学情趣。蓼虫习惯了辛辣苦味,不喜欢堇葵的甘甜。这两句不仅是兴,而且也是比。其比的含义,前人或谓是指小人不知旷士之怀,犹如蓼虫不知葵堇之美;或谓是指旷士习惯于辛苦生涯,不以辛苦为非。细绎诗意,当以后说为是,因为“避”、“不言非”等语,并无贬义,而以苦为乐,从来就是豁达放旷之士的本色;只有小人,才是趋甘避苦之徒。
从“鸡鸣人城里”至“钟鸣犹未归”八句是此诗第二层,写“小人”的龌龊行为。“鸡鸣”“平旦”“日中”“钟鸣”是贯串八句的时间线索。其人物则是“冠盖”,他们的一天,从“平旦”起,天子的“禁门”刚刚打开,就蜂拥而至了。“纵横至”、“四方来”,来势汹涌如潮水,笔端带有揶揄调侃之意。乘他们车马驰骤之际,诗人迅速为他们的风尘尊容勾勒了一幅生动无比的漫画:“素带曳长飙,华缨结远埃。”这些颇有身分的人,他们的素带在急驰的大风中乱飘,华丽的帽缨上结聚了远道而来的尘埃。这幅画有色彩,有动态,有细节,形象传神,耐人品味。句中未著一字褒贬,却“写尽富贵人尘俗之状”(沈德潜《古诗源》),把角逐名利场者的丑态刻划得入木三分,不愧为神来之笔。他们到处奔竞,“日中”不可能会停止钻营。就连夜深“钟鸣”后他们犹未回家。一个“犹”字,有多少惊讶、感叹、挖苦之意。后汉安帝《禁夜行诏》云:“钟鸣漏尽,人阳城中不得有行者。”这里说“钟鸣未归”,可见奔竞日盛,古风荡然无存。
“夷世不可逢”以下是此诗第三层,记录了奔竞小人对道旁旷士的谈话,他们对旷士说道: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君王也是真正爱才的贤君。他英明的考虑出于自己的判断,不受任何外来影响而猜疑动摇。这些正经话出自小人之口,就显得肉麻阿谀与不伦不类,因而具有极大的讽刺性。接着,小人们又向旷士津津乐道地夸说起了进入仕途的容易和当官的好处。这四句是说才能之士只要有一言之美,片善之长,就会受贤君青睐,被封官赐爵,辞别田野,登上朝堂。而贤君爱才,岂但只赏赐白璧,还将仿效燕昭王筑黄金台来重金招聘你们呢。这四句虽是小人们的劝诱、夸说之辞,但也是他们一心只想升官发财的灵魂大曝光,写得真是笔锋辛辣,利如刀锥。“今君有何疾,临路独迟回?”最后,小人以嘲弄的口吻诘问旷士:你到底有什么毛病,竟面对阳关大道还独自徘徊不前?全诗至此顿住。对于无耻小人的挑衅,诗人没有也不屑回答,但不回答并不等于没有答案。读者若试着掩卷思索,就会发现,答案已在开头“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之中了。这一结回应开头,使通篇皆活,旷士形象虽未著墨,但在对照中自显出其迥异小人的品格。这个结尾让应受嘲弄的人去厚颜嘲弄别人,真是幽默滑稽而有波澜,可谓味蕴言外,冷峻隽永。
《代放歌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瑟调曲》。《歌录》曰:“《孤生子行》,亦曰《放歌行》。”《孤生子行》,又题作《孤儿行》,在乐府古辞中写的是孤儿备受兄嫂折磨,难与久居的内容。鲍照的拟作,旧瓶装新酒,用以揭露黑暗,抨击时政,大大拓宽和加深了这一乐府旧题的表现力。在这个方面,也同样显示了诗人非凡的艺术勇气和独辟蹊径的创新精神。
《愚公移山》主题思想即恒道。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列子》。《列子》文本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崇尚虚静思想,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也正是对《列子》文本中核心思想的充分注解:
首先,“愚公移山”故事象征了“道”的永恒性。联系其他篇章,从《列子》一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分析即可看出,《列子》不但继承了《道德经》关于“恒道”的思想,而且从过程论的角度予以了发挥。《天瑞》篇在论及阴阳的时候分别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来指称天地化生的不同阶段。最后,作者又以“一”到“九”的数字象征大道循环往复的运动。而“愚公移山”故事中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意象实际上可以看作大道永恒而生生不息精神的寄托。其次,故事表达了道家的“抱一”观念。这种观念起端于老子《道德经》,并且被《列子》、《庄子》等道家著作所继承和诠释。道家讲的“一”乃是基于“道”的整体性、永恒性、化生性而提出的重要概念,体现了哲学的高度抽象。《道德经》称“道生一”,又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引伸到社会人生方面,“抱一”即表现为行事持之以恒,具有坚定信念。愚公虽然年纪很大,但却坚信可以搬走两座大山,并且率领子孙挖山不止,以实际行动履行了道家的“抱一”精神。
张湛《列子注》之后,“愚公移山”的故事得到广泛流传,但更多时候这个故事已经脱离了《列子》引用这则故事的语境,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注脚,而成为可以随意解释的一个独立故事,当然这也立足于故事本身的可延展性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该故事在文学、哲学、甚至是民间信仰中都得到了新的解读。
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海。(南北朝\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之三八)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唐·丘鸿渐在《愚公移山赋》里也提到了愚公形象,他说:止万物者艮,会万灵者人。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议其利害也。昔太行耸峙,王屋作固。千岩纠纷,万仞回互。蓄冰霜而居夏凝结,联源流而飞泉积素。爰有谆谆愚叟,面兹林麓。怆彼居之湫隘,惩祁寒之惨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当算亥之年,宁忧就木。
世人始知愚公之远大,未可测已;夸娥之神力,何其壮哉!傥若不收遗男之助,荷从智叟之辨。则居当困蒙,往必遇蹇,终为丈夫之浅。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则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叹曰:事虽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齐物同於指马。我修词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无成与有成,谅归功於大冶。在这里,作者提出的愚公移山之人道与天道说。提出了“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的思想。移山之既成,在于“愚公之道行”,“体道以通神”,因而人天同心,最终获得有成。
人道大于天道,天地同心,人能感天,这是唐代人通过解读愚公移山而得到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不论是究其“志气”、“自成”,还是“精诚之心”,都是持肯定、赞扬的态度来肯定愚公这个形象的。以此训寓后人。
传统的叙事寓意指遇上困难时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持之以恒,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经典的叙事手法,而且寓意深刻。
《愚公移山》,是一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寓言故事。它借愚公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有移山填海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说明了“愚公不愚,智叟不智”,只要不怕困难,坚持斗争,定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
文本中插入了愚公和智叟二人的对话,蕴含着寓言所特具的哲理,颇能发人深省。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智叟的“笑”,是对愚公移山不屑一顾的轻蔑情态;智叟的“止”,是对愚公移山不以为然而进行粗暴的干涉。这个自以为多智的老头子,在他的眼里,愚公能移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脱口而出,给愚公泼冷水。智叟讥笑愚公笨拙,所持理由与愚公的妻子相同,便两者态度迥异,一个是自视其高,加以阻挠,一个是提疑问,目的是为解决问题。
智叟,智于其表,愚在其中,因此愚公对智叟的冷嘲热讽,先报之以一声长叹,表示遗憾想不到智叟竟是这样的木然无知,接着,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出语尖锐犀利,毕露锋瓦。这段话含有很大的思想空量,阐述了“有限”和“无限”的朴素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表现了愚公迎难而上的精神。
智叟只看到愚公的“残年余力”及山高难以削平的一面,而看不到人类延续不断及山不会增高的一面,所以堪称“固不可彻”,比起愚公的目光来实是短浅。愚公藐视大山,敢于移山,知难而进,坚韧不拔,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的作用,通过努力,事物是能够转化的。由此可见愚公形愚而实智。
文章篇末以移山取得了最后胜利,矛盾获得了解决,作为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由于古代生产力和自然科学不发达的缘故,往往幻想着能有超人力量来帮助人们移山填海,征服大自然,所以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写“操蛇之神”听说愚公要永不停息地挖山而害怕起来,将此事告诉了“天帝”,“帝感其诚”,就派遣了两个大力士把两座大山背走了。
这显然是神话,在客观理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却反映了当时人们有“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变革大自然的雄伟气魄,也反映了作者对作品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的坚信,以神话的形式给予了肯定。寄未来理想的实现于神话,寓哲理思想于想象,作者这样写,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精神是得到鼓舞,在情绪上受到感染。
这则寓言在写作上,有两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第一,对比手法的运用相当成功。为了突出愚公“挖山水止”的精神,强调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哲理思想的正确,就以“子子孙孙无穷匮”与“山不加增”对比;为了表现移山时不畏艰险的气概,激励人们去掌握这一哲理思想,就以“年且九十”的愚公,“子孙荷担者三夫”的家庭,“始龀”的助手,与“方七百里,高万仞”的两座大山对比;为了说明愚公并不愚,智叟并不智,显示这一哲理思想所产生的威力,就以智叟的一开始的“笑而止之”与被驳后的“无以应”对比,等等,在对比中逐步完成了愚公艺术形象的塑造。
第二,故事情节的安排比较巧妙。全文篇幅短小,然而却写得曲折多姿,波澜起伏,加之行文紧凑,笔墨舒洒自如,令人读后兴味盎然。文章摆出了人和山的矛盾,写愚公“聚室而谋”,全家人纷纷表示赞成,接着就该是行动起来一起移山,谁知愚公之妻献疑,产生了波折,而所疑的都是移山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那人和山的矛盾也就不能解决。经过讨论,商量了办法,出现了移山劳动的盛况,接着就该是苦战不休,不料跳出来个智叟,形成了移山的阻碍,老愚公就和智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揭示出寓言所包含的哲理思想,这样既突显了愚公精神的可贵,同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一个仅有三百余字的简单的故事里,将较多的矛盾集中起来描写,能够收到戏剧性的艺术效果,否则顺流平坡地写下去,还不只是索然寡味,更重要的是所要强调的内容得不到强调,不能使主题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圆满地表达出来。一般地讲,从简单中见复杂,在情节安排上并不容易,因此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人感到复杂中仍然显得简单。《愚公移山》故事本身简单,但由于在情节的处理上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从矛盾相继出现的尖锐性上去显示复杂性,这样就增强了文章跌宕的气势,引人入胜。解决矛质,没有简单化,愚公说服其妻,不是以空话大话压服,而是靠众人拿出办法;驳倒智叟,不是泛泛顶撞,而是据理而言。愚公的“理”,非等闲之论,它是作品中哲理思想的精髓,字字如锤击出的火星,句句似脱了弦的利箭,都是性格化的语言,又都是有哲理思想深度的语言,。正是如此,理直才能气壮,理屈必然词穷,愚公驳得智叟哑口无言。两个人的辩论将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使寓言的寓意得到充分的展示。
“万里瞿唐月,春来六上弦”:“万里”,作者先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个大的背景,然后现一轮孤月。使人感到,天地之中,作为个体的诗人孤独寂寞之情。“六上弦”从时间的角度写时间之久,与“夜久”相呼应,表明长期在外漂泊的厌倦。
“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主体仍然是月,有情开室,但满眼望去仍然是漫天的清辉。独处陋室,浴漫天清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凄清孤独啊!叠词的运用还构成了节奏的美。
“爽合风襟静,高当泪脸悬”:“爽”该是“清朗”之意,“合”当是“匹配”之意;清朗的月色加细风,可以很美妙,可以很凄凉;“高”句语序该是“(月)高悬对泪脸”化被动为主动,既是题目的需求,也是诗歌新奇的需要。也有人说“风襟”是“外衣”的意思,本人认为有点太实,好像词典也没有这一词语(或许太过孤陋)。
“南飞有乌鹊,夜久落江边”:这一句写南飞的鸟急于回归,疲倦的落在江边栖息。可以看做诗人的自况。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漂泊不定,经常远离故乡远离亲人。对于自己的家乡、亲人,他是思念情切,刻骨铭心。全诗以明月兴思情,同一轮明月寄寓着两地彼此的思念,思情的悠远绵长与月夜的孤独寂寞,相织相融,形成一种清丽深婉、寂寥苦思的凄清氛围,使读者不觉之间与之同悲共泣。
此诗承《咏贫士·万族各有托》中的诗句“岂不寒与饥”,先叙贫困饥寒之状。朔风凄厉,已近岁末。无以取暖的老诗人,只能拥着粗布衣服,在前轩下晒太阳。抬眼望去,昔时四院中盛开的花卉已荡然无存,青葱的树木,也成了光秃秃的枯条。诗的前四句在严冬萧索景色的衬托中,描出了一位贫士索漠的形象。严寒袭人,饥更来煎。诗人一生相依为命的酒,现在即使将空壶倾得再斜,也再已倒不出一滴来;民以食为天,但饭时已到,看着灶下,却烟火全消。逸兴已消,诗书虽堆案盈几,却疗不得饥寒,任它胡乱塞在座外,直至白日西倾,也无兴再去研读它。五至八句由寒及饥,由景及情,伸足“岂不寒与饥”之意。至于日昃以后,将是又一个黄昏冬夜,如何驱遣,诗人未言,但读者不难想像。晚岁的陶潜确实困苦之甚,世乱加上荒年,使他早时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精神的“甘贫”,成了严酷的现实,其《有会而作》序云:“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所述境况正可与此诗相互发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乞食》诗,更描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已不得不为生存而告乞求贷了。贫,毕竟并不那么容易“甘”之,不能再一味恬淡。当初孔子困于陈,资粮断绝,“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可以这样穷而安,而己非圣人之比,就不能不像子路那样愠恼之心见于言色。不过虽然饥寒,虽有不平,诗人仍不愿弃“故辙”而改素志;那么什么是诗人的精神慰安呢?末句答道:正依靠古来那许多高风亮节,守穷不阿的“穷士”啊。
对比一下陶潜初隐时的诗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诗人的心态。《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逸趣已为“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窘俭所替代;而“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的雅兴,亦已成了“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的阑姗。于是望中景物也都改观。风寒,在诗人并非初历,但当初“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的卓拔景象已换成“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的索漠萧条。他再也无复当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的感受;“拥褐曝前轩”这一诗歌形象,足见其当时不但是肉体上,也是精神上的疲老。贫困把天真的诗人从云际雾里的逍遥游中,拉回到地面上来,这也许是不幸,然而却也使诗人的高洁品格获得了更充实的内含;使他成了中国诗史上少数几位真正无愧于固穷守节之称的隐逸诗人。虽然饥寒使他沦落到行乞的地步,但他所低首下心的不是那些督邮之流的官场屑小,而是他日夕相处的“素心人”;心境虽然疲老了,但骨子里的傲气却并不减少壮。诗的结末四句用孔子厄于陈蔡之典,含义尤深长。“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字面意思是,自己未达到孔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才有愠色;然而联系其“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感士不遇赋》)这种一贯思想来看,这两句诗实以自责为自傲。孔子一生为推行其仁义之道而奔波风尘,这从渊明最为服膺的道家来看是以外物累己的行为。从好的方面来看,世乱不可为,正不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庄子》说“世浊不可与庄语”,甚至以为当国者形同兕柙之中的神龟。而从不好的角度来看,《庄子》中更借盗跖之口斥孔子为名利荣禄之人。从渊明对儒学的一贯态度看,二句虽不必有盗跖所责备于孔子那种含义,但以“闲居”与“陈厄”相对言,并虽有不平,仍将坚持素操来看,不难味出有以孔子之举为不智之意。所以,结末他不是顺不如孔子之意,说要以孔子穷而安作榜样,而要以此下所说的各种高士为典范,以表示虽穷也必不重入世网,乱己“真意”。穷困固然使陶潜从天上降到地上,却又使其精神进一步净化。“严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渊明之高,其实不尽在他衣食无虑,吟唱着这两句诗的时候,而正是在这贫困的低吟中,才更见出其卓然高标。也正因此,此诗虽极写饥寒穷困,给人的印象却决无后来孟郊、贾岛那样的寒俭相,而显出一种清癯孤洁的姿态,一种情怀深长的韵味。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读此诗可有所解会。
此诗的这种姿态韵味,也甚得力于结构语言的自然浑成。试设想。如果开首二句写寒后,紧接着就写饥,就必会造成促迫穷俭之感。比如孟郊诗就常常列举饥寒之态,穷形极相,反使人酸胃。现在于写寒之后,垫二句写景,接写饥后,再续以二句诗书之事,这就使此诗虽写饥寒而有舒徐之态、书卷之气,加以“倾壶”“窥灶”之轻描淡写,“日昃”之后的言外之言,非孔以自见的婉而不露,读来就感到仍有陶诗一贯的风行水上之致。而更可贵的是上述结构虽巧,却非刻意经营所得。坐于前轩下,自然会有望景之举,酒食无着后也自然会想到唯有书本为伴,但欲读之际,又忽兴意阑珊,更深一层表达了诗人的心境。从不经意处见出天机深杳,这是陶诗与其内容上的玄趣互为表里的艺术上的妙理,二妙并具,是后人所难以企及处。
这篇仅有76字的短文,浑然一体。全文未分段落,但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赏析。
第一层,开头一句,“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既点明了事情的原委,也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一个“发”字,既表现了当时新居落成人们送礼庆贺的习俗,同时也表现了达官贵人们前来祝贺的热闹场面。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晋大夫”都纷纷前来送礼庆贺?不知你是否看过京剧《赵氏孤儿》,新居的主人就是那个孤儿。献文子即赵武,他是晋国名臣赵衰、赵盾之后,晋卿赵朔的遗腹子。他出生前,赵氏被祸灭族,15年后才得以昭雪。赵武成年,受封大夫,建造新宅,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这恐怕是晋大夫纷纷前来祝贺的主要原因。
第二层,即一颂一祷。可以想象,称颂的贺辞肯定不少,本文却抛开众人的颂辞,独举张老的颂辞。因为张老的颂辞独具匠心,别出心裁。“美轮美奂”虽已成了成语,但仍不出颂辞陈套,而“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的颂辞,却超出吉祥的套话而惊世骇俗。贺辞没有赞颂的味道,反而在主人喜庆的日子,说些死丧哭泣的话,一反常调,令人不解。宾客或疑惑不解,或惊愕发呆,或心中暗骂张老糊涂;新居主人则思维敏捷,领会颂辞的深远含意与张老的语重心长,马上以出人意料的祷词回应张老的祝贺。主人表示:张老的祝辞是以屋的功用永恒祝我寿终正寝,保我家族永昌永贵。赵武用“全要领”来表明痛定思痛,祈祷不再发生刑戮之祸。祝辞与答辞都是紧密结合着赵氏的血泪痛史的,的确是“善颂善祷”。
所以,第三层,最后一句话,用“君子”的评语结束全文。
赵氏是嬴姓的一个分支,从晋文侯(前780—前746)时起成为晋国的一个大族,以其历代事晋侯有功勋,到赵衰、赵盾父子时,已成为专国政的重臣。据《史记·赵世家》说,赵盾之子赵朔在晋景公三年娶成公(景公父)姊为夫人。就在这一年,晋国司寇屠岸贾勾结诸将军构罪族灭赵氏,赵朔的夫人怀着身孕躲进公宫中,后来生下赵武,就是本篇所记的文子,也就是有名的“赵氏孤儿”。15年后,赵武得到韩阙的帮助,攻屠岸贾,灭族报仇,后来成为晋国的正卿。本篇所记赵武筑新室成,当是复位后不久的事。他年纪还不大,所以张老在赞颂的同时,还有规劝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