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此诗真实生动地叙述了作者过大庾岭的情景,情感凄楚悲凉,真挚感人。
起句“度岭方辞国”,扣题直叙,说明诗人已经来到“华夷”分界的梅岭之巅,将要走出中原,辞别故国了。大庾岭在古人心目中是腹地和南部边陲的分野,是文明和蛮荒的界限。此去身陷边鄙,祸福难科,家阻万山,赋归无期,忆往思来,百感交集。此句一个“方”字把“度岭”“辞国”联系在一起,顿然使人产生一种摇曳心旌的感觉,使文势陡率而高远。对句“停轺一望家”,诗人停下长途跋涉的驿车,在中原与“夷国”的边界驻足远望家乡的方向。此刻站在高高的山岭上,还能望长安于日下,指故里于云间,而“明朝望乡处,应见岭头梅”(《题大庾岭北驿》),其它全被山岭遮住了。因此,要抓紧时机,停下车来,滞留山头,深情地向家园方向再望一次。至此,一个失魂落魄的遭贬谪的宦游人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了。这“一望”的“一”字,也甚为传神,传达出诗人去国怀乡的深沉感情。
颔联“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紧承首联中的“望”字而来,诗人遥望乡关,只见鸟儿飞翔,花儿开放。据说大庾岭南北气候差异,南枝谢了,北枝才开。人在岭北,犹如花开枝头;一入岭南,就像花残凋落。诗人眼中的鸟儿是“南翥”,花儿是“北枝”,因此触动了北人南迁的情思。心向北,身往南,距离越拉越大,矛盾痛苦越来越深,诗人的魂魄和思绪都随着那向南飞翔的故乡之鸟而去了,那岭北绽放的梅花却多情地向他频送春光。此景此情,使他黯然神伤。这联诗写得情景交融,将诗人魂断庾岭的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颈联“山雨随含霁,江云欲变霞”,上句写山雨欲停未停,天空已放出些许晴光。下句是描绘江中云影即将变作彩霞的霎那间。这两句专门写景,避免正面表达感情,迂回取道,曲径通幽,在结构上是转折,在情绪上是顿挫,宕开一笔,别开生面。诗人描写景色的渐变,衬托自己心情的变化。“随含”、“欲变”等字眼,赋予云雨以灵性。写云,不直接表现天空的云,而是描绘江中的倒影。可见山雨是濛濛细雨。这样写可以一箭双雕,将山的空明、水的澄澈同时生动地表现出来了。诗人在《早发大庾岭》诗里写道:“晨跻大庾险,驿鞍驰复息。雾露昼未开,浩途不可测。兄弟远沦居,妻子成异域。羽翮伤已毁,童幼怜未识。踌躇恋北顾,亭午晞霁色。春暖阴梅花,瘴回阳鸟翼。”由此可知《度大庾岭》是《早发大庾岭》的续篇。这首诗中写的“山雨随含霁”,大约是在中午或午后;“江云欲变霞”,可能是在下午或傍晚。
在这样美好的山水景色中,诗人的心潮逐渐趋于平静,开始振作起来面对现实考虑自己的出路。在《早发大庾岭》里有这样的诗句:“适蛮悲疾首,怀恐泪沾臆。感谢鹓鹭朝,勤修魑魅职。生还倘非远,誓以报恩德。”可见他希望勤奋修职,争取早日赦归。由于天气的好转,诗人心情也逐渐开朗,由天气的变化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也充满了希望。于是不禁发出了“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的感慨,表示他只希望有回去的那天,就心满意足了,对自己受贬迁不敢有所怨恨。这是用了西汉贾谊遭权臣们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的典故,说自己不敢像贾谊谪居长沙时那样因不适应湿热的气候“自以为寿不得长”而心生“恨”意。这种以退为进的写法,更把那希望生还的拳拳之心衬托了出来。尾联以直抒胸臆而作结,但上句的“归有日”又与首联的“辞国”、“望家”遥相呼应。
此诗起势不凡,有如醍醐灌顶,在读者心上激起冲击浪,浪一重,愁一重,水一曲,肠一曲,几经曲折,最后以绵绵无尽的情意作结,给人以余味无穷之感。
这首诗感情真挚,以景衬情,情景交融,达到一个较高的境界;章法严谨,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表现出一种自然而又流动的整齐美,是一首成熟的五言律诗,堪称“示后进以准”的佳作。
首联以“吾辈”开头,“吾辈”即是“我们”,开篇便点明诗作主体,先入为主,给予读者一种对诗歌的认同感。接下来所书的“道何穷”便体现了“吾辈”的现状,若说这一句只是平平无奇,那么接下来第二句的“寒山细雨”则是将第一句中朴实的语言一下子升华,“吾辈”之道正是如处“寒山细雨”之中,凄冷悲凉,却又屹立不倒,诗人用客观景象来对“道”的形势作出一种生动的描述。
颔联则是列举了几个常见的意象,如“儿童”,“果栗树”,但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意象,却最富有代表性。“儿童”是国家未来之希望,却从小将大道放之一旁,不以读书为业,反而去玩耍嬉戏,荒废时间,就连“果栗树”也即将被他们摘空。诗人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这些意象列举出来,而是通过这种写实的手法,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大道深深地担忧。
颈联则是以教育式的语气来为读者提出要求。两句工整相对,“言论”对“篇章”,“时务”对“国风”,表达了诗人心中的期望。杜荀鹤正是在这两句诗中明确向读者宣告了自己创作诗歌的根本目的,表明了他继承《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鲜明态度。杜荀鹤将自己的诗集名为《唐风集》,其用意,即以“唐风”继“国风”,用他那“主箴刺”之文,来讽谕和裨补社会的弊废阙失。
尾联则是对颈联内容的一种补充,颈联提出了具体要求,尾联则是为达到这个要求坚定信心。“犹”,是“还,仍然”的意思,在这里,这个字用的恰到好处,世人都以为学识毫无作用,可诗人诗风在这个“犹”字上一转,立刻体现出一种警示的语气,他要提醒世人,他们的想法是荒谬的。体现了诗人对自己想法的肯定,对实现目标充满信心,用呼告的语气告诫人们不要荒废学问,因为学问在这个太平年代是有很大用武之地的。“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道理”。古之人,不言文学则罢,言文学则必要把“道”摆在首位,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功利观和用世精神。这种心态,也可说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已凝冻在诗歌里,难以剔除,成为表达上必有的一种“程式”。反之,缺失了倒觉得极不舒服,便是所谓“离经叛道”吧。故哪怕是言不由衷,心不在焉,用来作点缀,装饰,也是不可或缺的。这首诗便体现出这样一种“教化加牢骚”的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