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首诗是一首赠别诗。首联谓己与赵曾同在令狐楚和崔戎幕府任职,同乐亦同悲也;颔联谓己附赵之骥尾,且与赵有亲戚关系;颈联谓两人同出令狐门下,曾受其恩,如今徒存宾馆,崔戎已谢世,往事皆空;末联谓岁暮相逢,往事不堪回首,握手言别,各奔东西。
此辞浅意厚、情深之佳构,诗中涉及的四个人关系密切。令狐楚与崔戎是义山早岁受知者,然而崔戎此时已,令狐内征,太原幕散。昔日与诗人同出门下、同处幕府、同受知遇、同有戚谊者,莫过于赵皙。如今为生计所迫,二人亦将劳燕分飞,一东一西。赠行之际,天涯沦落、漂泊无依之慨油然而生。
首联写二人关系的密切:二人都认识吏部令狐相公与故尚书安平公,同在太原幕府呆了两年,其间经历了相同的欢乐,也体验过同样的悲伤。
颔联更深一层写二人的相知:“已叨邹马声华末”,是说二人才华相近;“更共刘卢族望通”,是说二人有亲威关系。该诗至此都是写二人的相同,看来是喜剧,但接下来的颈联却来了个突然的转折:“南省恩深宾馆在”,令狐相公虽是官运亨通,但是已离开太原幕府,二人失去安身之处;“东山事往妓楼空”,安平公已猝然谢世,追游在他身边的往事永成陈迹。
尾联则点明送行之题:时值年末,二人却要分手,东西两隔,让人情何以堪,人世间事,恐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难过了。这首诗的佳境在不经意流出而情挚意厚,不在辞之浅深。
此诗音节浏亮,语言流走,乍看似与伤悼崔戎、叹息身世的内容不是非常谐调,然而细读之下,才发现此诗于流走之中透出沉郁悲凉,潜气内转,蕴含无限惆怅。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五。下面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霍松林先生对此诗是赏析。
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召铺宫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这首诗,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的描写,揭露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方面,表现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买花处所发现了一位别人视而不见的“田舍翁”,从而触发了他的灵感,完成了独创性的艺术构思。
全诗分两大段。“人人迷不悟”以上十四句,写京城贵游买花;以下六句,写田舍翁看买花。
京城的春季将要过去,大街小巷来来往往奔驰着喧闹不已的车马。都说是牡丹盛开的时节,呼朋引伴、争先恐后地赶去买花。一开头用“帝城”点地点,用“春欲暮”点时间。“春欲暮”之时,农村中青黄不接,农事又加倍繁忙,而皇帝及其臣僚所在的长安城中,却“喧喧车马度”,忙于“买花”。“喧喧”,属于听觉:“车马度”,属于视觉。以“喧喧”状“车马度”,其男颠女狂、笑语欢呼的情景与车马杂沓、填街咽巷的画面同时展现,真可谓声态并作。下面的“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是对“喧喧”的补充描写。借车中马上人同声相告的“喧喧”之声点题,用笔相当灵妙。
这四句写“买花去”的场面,为下面写以高价买花与精心移花作好了铺垫。接着便是这些驱车走马的富贵闲人为买花、移花而挥金如土。“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戋戋”,委积貌,形容二十五匹帛堆积起来的庞大体积。古代以五匹为一束。“五束素”,即二十五匹帛。《新唐书·食货志》:“自初定"两税"时钱轻货重,······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当时正行“两税法”,一匹绢为三千二百,那么“五束素”便为钱八万。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竟售价八万,其昂贵的确惊人。那么“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其珍惜无异珠宝,也就不言而喻了。
家家以弄花为习俗,人人执迷不悟。以上只作客观描绘,直到“人人迷不悟”,才表露了作者的倾向性;然而那“迷不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仍有待于进一步点明。白居易的有些讽谕诗,往往在结尾抽象地讲道理、发议论。这首诗却避免了这种情况。当他目睹这些狂热的买花者挥金如土,发出“人人迷不悟”的感慨之时,忽然发现了一位从啼饥号寒的农村“偶来买花处”的“田舍翁”,看见他在“低头”,听见他在“长叹”。这种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在热闹喧哗的买花场景中,诗人不失时机地摄下了“低头独长叹”的特写镜头,并以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从“低头”的表情与“长叹”的声音中挖掘出全部潜台词:仅仅买一丛“灼灼百朵红”的深色花,就要挥霍掉十户中等人家的税粮!揭示了当时社会“富贵闲人一束花,十户田家一年粮”的贫富差距。最后这一警句使读者恍然大“悟”:那位看买花的“田舍翁”,倒是买花钱的实际负担者!推而广之,这些“高贵”的买花者,衣食住行,都是来源于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赋税”。诗人借助“田舍翁”的一声“长叹”,尖锐地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敢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谱写人民的心声,这是十分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