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寄寓了作者因离人远去而产生的怅惘伤感之情。先实写送别时所见到的情景,以抒发自己因离别而产生的伤感之情;后转向虚写,从眼前联想到往后,表明思念绵长不绝。全曲采用了寓情于景的表现手法,将抽象的愁思寓于具体的景物之中,精心勾画了一幅冷落孤寂的图画,极力渲染凄凉孤独的气氛,充分体现了作者内心的愁情。
此曲开首两句,既是交待时间与事由,同时也暗含着送别时产生的伤感之情。秋气清疏,易生悲凉,偏偏赶上在这时候送行,行人和送行人的惆怅是可想而知的。宋代柳永有句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雨霖铃·寒蝉凄切》)吴文英有句道:“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唐多令·何处合成愁》)都写到了秋令对离人的影响,何况这场分离来临得那么突然。一个“乍”字,给人留下了惊心的感觉。这两句为全曲定下了感伤的基调。
离人远去,送行人还留在江岸边不忍走开,凝视着前方出神。“顺长江”一句是景语,又是情语,意味深长。顺流东下的江水与行舟是同一方向,说明送行人一直在眺望那船影消失的远方;水流残月,一派凄清,那月亮也“残”而不能团圆,恰可作为这番别离的象征;江水不停东流,残月却驻留原处,这又衬示出去者远去、留者伫立的离情别意。更主要的是,水、月都曾是送别现场的见证,正是这长江水载走了行舟,而让残破的月影替代了它的位置。作者眼前只见残月,不见人影,离愁别恨便油然而生。
此时只剩下作者自己孤身一人,孑然独立江头,便增添了离情的凄凉与孤独。触景生情,作者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当时“悠悠画船东去也”的一幕。将分手情形置于回想中补叙出现,是绝妙的构思,它再度回应了“人乍别”的不堪正视。点明“画船”,上船的当是名女子,按元曲的表现习惯,这场“乍别”发生于男女之间。而“悠悠”二字,又显示了相思的缠绵情味。
前面都是实写,通过所见到的情景来抒发自己因离别而产生的伤感之情,而最后一句,作者将笔锋一转,由实写转向虚写。“这思量起头儿一夜”,这离愁别恨,才只是刚开了个头,想到此,心中的怅惘感伤之情就愈觉不堪忍受。这里不具体描述此时思念的况味,只用“起头儿一夜”五字,既回应了“人乍别”“水流残月”,又包含着对往后日子的联想,以“第一夜”来推想和概括今后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离情别绪,刻骨相思的滋味,不言自明。这最后一句,既是对全曲的一笔总结,又把离愁别恨推向绵绵不绝的将来。故由此结束,简洁有力,意味无穷。元曲善以巧笔呈柔婉的思致,于此可见一斑。
这封书信开头尽述“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可见作者在谪居中遭遇的种种不幸。然而在随后的叙述中,苏轼乐观豁达的性情渐渐显露,虽异乡谪居、生活清苦,连遭痛失亲人的打击,但他仍然自得其乐,入道观养炼,与山水为伴,与友人同乐,时时“掀髯一笑”,其安之若素的豪情令人肃然起敬。全文行语亲切自然,内容琐碎平凡,而琐碎之中显示了作者超凡的洒脱和博大的胸襟。
信中以亲切省净的口语去写家常琐事,尤其是中间一段,作者向对方倾谈黄州的山水、与居民的友谊、当地的物产、饮馔等等,写得从容自然,津津有味,娓娓动听,可见其心态的从容和安然。特别是写他如何对付没有收入的穷日子一段,苏轼到黄州后面临三大问题:贬谪余悸、贫病交加、家门破败。他曾在《谢量移汝州表》中追述初到黄州时的心态:“ 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照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又在《答李端叔》中说:“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但前两者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最重要的是二十多口人每天必须要吃饭。
万般无奈之下,苏轼灵机一动,启动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把每月开支限定于四千五百钱,每天一百五十文钱;又怕超支,使用时控制不住,于是把钱挂到房梁上,每天取下一百五十文后就又把叉子藏起来,即使想取也毫无办法了;剩下的节余则另贮入竹简,作为招待宾客之用。一个平日旷达而潇洒的大诗人,竟拮据到如此地步,让人扼腕而叹,但即使这样还是有难以维持的时候,他只好求人:“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与章子厚书》)若不是弟弟子由经常救济,苏轼的家恐怕早就揭不开锅了。而作者把这种穷对付的生活居然写得如此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不得不让人佩服作者心胸的豁达和性格的开朗。就像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形容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那样,一个如光风霁月般的伟大人格形象,矗立在人们眼前。
秦观是苏轼的门生,有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苏轼政治上的同道,一生因苏轼牵连四处颠沛,刚值盛年就死于流放之中。面对这位在政治上亦遭坎坷且又非常关心自己的门人,苏轼把自己的流放生活说得安定又有乐趣,这固然反映了作者坦荡的襟怀和履险如夷的开朗性格,但如《送沈逵赴广南》和《别黄州》等另外反映黄州贬居生活的写实诗篇,就可以看到这封信中将实情是大打折扣了。在给这位门生的信中,苏轼宽慰多于自诉,对对方的关心也多于自身感慨的抒发,从中又可看到苏轼对友谊、对后辈的尊重和关怀。所以这封信无论是对研究苏轼的生平、思想,还是给人们在困窘之中如何去对待生活、对待友谊以启示,都是很有价值的。
作品产生的感发力量与作者的初衷不符,这是文学中的常见现象。这首词就是如此,以小序中“赋而感之”可以看出,作者本意是咏花,孰料写着却生成许多感慨,这感慨使词的思想性加深了。
很明显,上阕自始至终都是以第三人称咏赞琼花,即所谓“赋”。词人将花儿作天上的仙女,告别了琼楼瑶阙,飘然降临人间;写她那洁白的花朵犹如冰花、碎玉,簇拥成球;想象她成天伫立在石阶畔,既有杨贵妃那丰腴的体态,又有赵飞燕那样绰约的风姿;她摄取了世间一切草木之花的丽质清气,集于一身。……
花和美人向来联系在一起,因此将琼花比喻为杨贵妃、赵飞燕算不得出奇,倒是“冰花翦翦,拥碎玉成毬”九字抓住了琼花莹泽洁玉的特点,最为逼真。其次“敛群芳、清丽精神”七字,也堪称新、警。其后几句不免落入俗套。然而词人在后半篇内,却将作品的质量整整提高了一个等级。其契机是什么呢?这就得从所咏之花的特殊性说起了。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云:“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苑,明年辄枯,遂复载还祠中,敷荣如故。淳熙中,寿皇(孝宗)亦尝移植南内,逾年,憔翠无花,仍送还之。其后,宦者陈源命园丁取孙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则大减矣。”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琼花不仅有惊人的美丽,而且有高洁的品性,实属难得。琼花的名字,永远与扬州齐名。因此,历来咏琼花者,不能不咏及扬州。
此篇也不例外,首先所选用的词调就是《扬州慢》;其次则整个上阕的背景亦是扬州。自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扬州,成为商业繁盛之都,又是人文荟萃之地。可是,至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两次大举南攻,扬州都首当其冲,兵燹之酷,竟使积累达数百年之久的富庶与文明遭空前浩劫。罢兵了,休战了,在南宋小朝廷用屈辱换来的相对和平时期,扬州是否有条件稍稍恢复往日之经济、文化名城的旖旎风情呢?没有!因为宋金双方以淮河中流划界的缘故,扬州已经成了边关,只能以军事要塞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眼前。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呵!作为时代的一个缩影,扬州的盛衰怎能不唤起南宋臣民们忧国伤时的沉痛之感呢?姜白石在《扬州慢》一词中就有这样精警深沉的句子“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尽管词人之所以选用《扬州慢》的词调且写下“十里春风,二分明月”的佳句,但实际上在为扬州衰败之叹作铺垫。果然,他从历史之扬州的“盛”中反观出了现实之扬州的“衰”,不禁慷慨生哀,于是掉转词笔,改用第一人称,愣将半篇未写完的“琼花赋”续成了一首“哀扬州赋”。这下阕,便是词序之所谓“感”了。
上阕所赋,是想象中的琼花,扬州后土祠中的琼花,昔日的琼花;眼前摆放着友人折赠的数枝琼花还没有派用场,何不借她起兴?于是乎乃有:“雨窗数朵,梦惊回、天际香浮。”一句意思是谓:碎雨敲窗,将我从午梦中惊醒,只见窗前花瓶里插着几枝琼花,清香四溢,飘浮在天空。这花是哪儿来的?直说友人所赠,就无诗意,且下面文章难作,故尔从虚处着笔。“似阆苑花神,怜人冷落,骑鹤来游。”像是琼花之神同情我的孤独,特骑着仙鹤从扬州来鄙地一游。
“花神”既从扬州来,何不向她打听打听扬州的近况呢?于是引出下文“为问竹西风景”,其实不用问,词人也可以想象扬州“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残败景象,词人不愿用实笔写这令人神伤之景,所以接着蓦地一笔宕开,顾左右而言它道:“长空淡、烟水悠悠。”七字虽不着边际,却委实下得精彩。大有“多少事、欲说还休”之慨,诵之令人回肠荡气,只觉无限落寞惆怅都在言外。以下剑及履及,顺势明点出此种情绪并揭示其所从来,放笔为全篇收尾:“又黄昏,羌管孤城,吹起新愁。”“羌管孤城”四字,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范仲淹《渔家傲》词里的“长烟落日孤城闭”、“羌管悠悠霜满地”。据此,则作者当时所居,是否也属边城呢?
粗粗看过,三句只是直书此时此地之环境与心境,似可一览无余;及至沉吟久之方觉它寥寥数字却将无数时间空间融汇起来,实在耐人寻味。试想,“黄昏”而曰“又”,“愁”而曰“新”,则昨日、前天、上月甚至去年……不知有多少个“已是黄昏独自愁”包含其中,非“此时”与“彼时”相同画面的多重叠印而何?此盖就纵向而言,若作横向观察,读者又可以看出,它还是多种相似图景的双影合成。细细体认,那另外的一幅照片是姜夔《扬州慢》词之“渐黄昏,清角吹寒,都要空城”?不言扬州,而扬州自见。
词人一生写了许多咏花词。今存《虚斋乐府》六十八首,咏花之作就有二十四首,竟超过了三分之一。但大多格调不甚高。只有这首词,原本只为赋花,不料却抒发出很多盛衰之惆怅,遂成精品,由此可见咏物词之关键在于不滞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