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闺怨诗。前四句写春末夏初的景物，引出思妇。这里写了垂柳、蘼芜、芙蓉和飞花四种各自独立的景物，以折杨柳送别、采芙蓉求欢等民俗事象来暗示思妇的心态，以悬念征夫的情感将四个貌似各不相干的画面融成一体。这开头四句具有“状溢目前”而“情在词外”的隐秀之美。
接着四句用旧事喻思妇守空闺，意象变换如峰回路转，从暗喻转为明写。“采桑”句承汉乐府《陌上桑》之意表示思妇的美好；“织锦”句借苏蕙织锦之典表示思妇的相思。“荡子”点明相思的对象，“关山”标明相思的遥远；“风月”句使诗题彰明更显著。“风月守空闺”，仅五字就勾勒出一个思妇独守空房，无心观赏大自然的风月美景，颇有“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情致。
再用八句写思妇的悲苦情状，妙在用景物的衬托，把思妇的思念之切活画了出来。其中“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两句，则将思妇的内心完全形象化了，自然界的“夜鹊”和“晨鸡”用来比喻昼夜的更替，她的心就像这两句诗里的意象，感受到时世的沧桑嬗变。“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是当时传诵的名句。牖暗，梁空，蛛网悬挂，燕泥落下，在工整的对偶和确切、形象的语言运用中，把门庭冷落的情况以及思妇极端凄凉悲苦的心情完全表现出来。传说在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薛道衡将要被处死时，隋炀帝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语否？”由于隋炀帝忌薛的诗才而特别提出这句诗，因而使之传为名句。这两句诗可用来形容人去楼空、好景不常这类景况。
以上多为近距离的意象，而最后四句多为远距离的意象。“代北”与“辽西”都是远离思妇的边塞，这是从空间上写其“远”“；前年”与“今岁”表明思妇与征人离别之久，这是从时间上写其“远”。正因为他们相距远，所以思妇回首往日而心境悲凉，展望来日，她与那征人团聚的希望虽然在寂寞中燃烧，但也在寂寞中破灭：“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结末二句埋怨丈夫久戍于外而不归，以问句作结，内心的埋怨之情表露无遗。
正是在这种由暗而明、由外而内、由近而远的意象转换之中，显示出此诗的特色：铺排中有起伏，工稳中有流动，轻靡中有超逸，绮丽中有清俊。尤其是“暗牖”二句，足以表明薛道衡学习南朝诗歌细致深微的艺术风格上尚能登堂入室。
《桃源忆故人》，词牌名。《词谱》：“一名《虞美人影》，张先词或名《胡捣练》，陆游词名《桃园忆故人》，赵鼎词名《醉桃园》，韩淲词有‘杏花风里东风峭’句，故名《杏花风》。”双调，四十八字，上下片各四句四仄韵。
此词系忆苏姬。它与《齐天乐·烟波桃叶西陵路》，一为忆苏州去妾，一为怀杭城亡妾。两词可互相参阅。
“越山”两句，述越中风景。“西陵浦”，即西陵渡。此言词人由吴至越地，眼中越山青青，阴风凄雨，隔断了词人遥望当年两人分别之处——西陵浦。“潮带”两句，忆旧日离别。“潮”，指钱江潮。《齐天乐·烟波桃叶西陵路》中有“烟波桃叶西陵路，十年断魂潮尾”，讲的也是西陵地处钱江潮的余波。此言西陵地处钱江潮尾，暮色中江潮起，阻住了行舟的航速，由此词人想道：当年我不也是在这儿折柳赠别，劝阻你离别吗？但终于你还是离我而去，使我离愁之恨一直延续至今。上片写作者触景生情。
“桃根”两句，借典寄愁。“桃根桃叶”句，化用王献之《桃叶歌》典故。“桃叶”，系晋王献之妾。王有《桃叶歌》：“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这里借喻与去妾分别。此处是说：这里正是当年两人分离的渡口，所以今天旧地重游，听到传入耳中的船桨声，也觉得它似在为两人的分离而呜咽哀伤。“燕子”两句，借物寄愁。言词人见燕子在即将启程的船桅上呢喃不停，似乎牢骚满腹地埋怨，留不住这美好的春色，也留不住帆樯的启行。真是好景难住，人难永聚，两地相思意，千言万语诉说不尽。这燕子呢喃之语，似乎还在向词人诉说去姬寄来的言语，可惜这些言语终究难解词人的相思心结。疑姬去之后的信来诉说其苦衷，所以有此一说。下片借景抒情，寄托愁思。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如丹”的“枫叶”，和似霞的樱花一样，是扶桑之国“水木明瑟”的景物留给诗人鲁迅最为鲜明、深刻的印象。辛稼轩词《临江仙》有“金谷无烟宫树绿，嫩寒生怕春风”之句。辛稼轩所写的“嫩寒”，是残冬的轻寒，作为意象，与“春风”相对立；鲁迅笔下的“嫩寒”，是“冬暖”的“景暄”，作为意象，与“枫叶”相映照。“枫叶如丹照嫩寒”是暖色调和冷色调、暖意和寒意的对比、交流和融汇；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主意象”，则赋予扶桑秋光以明媚秀丽、生机盎然的个性。这是“景语”，更是“情语”。诗人想象中明丽热烈的扶桑秋景，寄托着他对即将归国的“远客”的殷殷祝愿，更寄托着他对逝去的青春“华年”的深情忆念。
诗人的心，仿佛随着归客东去的客舟，回到了旧游之地。“心随东掉忆华年”中的“忆华年”三字，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情感内涵。可能诗人又看到了”绯红的”、“轻云”般的上野樱花，又回到了“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水户，又见到了“脸色仿佛有些悲哀”的藤野先生，又听到了留学生会馆里慷慨激烈的论争……回忆中的这些美好的景物人事以及那勃发着少年意气的峥嵘岁月，都是和那个遥远的国度联系在一起的。如今，来自日本的诚挚而友好的增田涉即将回去了，等待着他的，一定是诗人所见到过的明瑟秋光，诗人的情感像涓涓清流，形成一个无尽的回环，荡漾不已。
全诗四句，只有“却折垂杨送归客”一句是实写，它反映着一个真实的物理时空。秋光正好的扶桑，是一个辽远的空间；已经流逝的华年，是一段遥远的时间，它们构成一组内涵丰厚、外延广阔的心理时空。东去的归棹，既把“远客”渡向彼岸，也把诗人从真实的时空渡入心理的时空，使他的想象从“华夏”遨游到“扶桑”，从“现在”飞翔到“往昔”。在这心理时空中的扶桑，既是“现在时”的，又是“过去时”的。借有限之实境，拓无限之虚境，此诗构思，深得虚实相生、虚实互补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