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开首两句，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充满地方色彩。“侬”为吴人自称。“人道”、“侬道”，纯用口语，生活气息浓烈。一抑一扬，感情真率，语言对称，富有民间文学本色。横江，即横江浦，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位于长江西北岸，与东南岸的采石矶相对，形势险要。从横江浦观看长江江面，有时风平浪静，景色宜人，所谓“人道横江好”；然而，有时则风急浪高，“横江欲渡风波恶”，“如此风波不可行”，惊险可怖，所以“侬道横江恶”，引出下面两句奇语。
“猛风吹倒天门山”，“吹倒山”，这是民歌惯用的夸张手法。天门山由东、西两梁山组成。西梁山位于和县以南，东梁山又名博望山，位于当涂县西南，“两山石状飚岩，东西相向，横夹大江，对峙如门”（《江南通志》），形势十分险要。“猛风吹倒”，诗人描摹大风吹得凶猛：狂飚怒吼，呼啸而过，仿佛要刮倒天门山。
紧接一句，顺水推舟，形容猛风掀起洪涛巨浪的雄奇情景：“白浪高于瓦官阁。”猛烈的暴风掀起洪涛巨浪，激起雪白的浪花，从高处远远望去，“白浪如山那可渡？”“涛似连山喷雪来”。沿着天门山长江江面，排山倒海般奔腾而去，洪流浪峰，一浪高一浪，仿佛高过南京城外江边上的瓦官阁。诗中以“瓦官阁”收束结句，是画龙点睛的传神之笔。瓦官阁即瓦棺寺，又名升元阁，故址“在建康府城西隅。前瞰江面，后据重冈……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方舆胜览》）。它在诗中好比一座航标，指示方向、位置、高度，诗人在想象中站在高处，从天门山这一角度纵目遥望，仿佛隐约可见。巨浪滔滔，一泻千里，向着瓦官阁铺天盖地奔去，那汹涌雄奇的白浪高高腾起，似乎比瓦官阁还要高，真是蔚为壮观。诗人描绘大风大浪的夸张手法，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猛风吹倒天门山”，显然是大胆夸张，然而，从摹状山势的险峻与风力的猛烈情景看，可以说是写得活龙活现，令人感到可信而不觉得虚妄离奇。“白浪高于瓦官阁”，粗看仿佛不似，但从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上看，站在高处远望，白浪好象高过远处的瓦官阁了。这样的夸张，合乎情理而不显得生硬造作。
“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险马当。”长江在安徽地界变为南北走向，所以“海潮”不是西去，而是南去。浔阳，即江西九江市，“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的《琵琶行》所写的，就是这里。牛渚，即采石，历来以地势险峻而闻名，可以用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来形容，其险峻远远胜过马当这个地方。马当，江西彭泽县西北四十里，山形似马横枕大江而得名。“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这两句看似写渡江之险，实则写北上报国之路难行，“风波恶”，是指世事险恶，人心难测，所以才会有一个“愁”字了得。当时诗人避祸江南，也可以说报国无门，这里还没有以酒浇愁，这愁中还存在某种幻想，不似《月下独酌》其四所写的那样“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二十个字中用了三个“愁”字，而且愁到最后，连愁都不来了。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一作楚水东流扬子津。”长江天堑阻隔了李白北上的路途，只能在站在横江向西望了，长江由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所以用西望，而不是北望。西秦，指唐朝长安所在的地方，李白念念不忘报君恩。汉水，即长江水，东流到扬子津，古地名，实际上是扬子江畔的渡口。长江到江苏地界，俗称扬子江。李白想由此北上，但“白浪如山那可渡”，正赶上那天狂风大浪，白浪如山，根本无法渡船过江。古代人过江可没有现在方便，无论坐火车或汽车，从长江大桥几分钟就可以完全过江，古代长江上没有一座桥，过江主要是船，那时的船一般都是木头做的，根本架不住淘天的白浪，可以说一不小心就可能船翻人亡。所以在风大的日子，船一般是不过江的。“狂风愁杀峭帆人。”从这句来看，当时的船不仅有橹，还有帆，开船的也不只一个人，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摇橹，一个挂帆。从诗句来看，狂风让人愁不是李白，而是开船的人，因为不能开船渡人，他们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了，那一家人大小日子也没法过。这里实写开船人愁，而真正愁的是李白。他要北上，究竟为何事，六首词都没有交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白不想久居江南，远离唐朝政治中心——长安。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海神”，指海潮，这里刚刚涨潮，潮还没退，狂风又来了，浪打在天门石壁上，似乎打开了天门的大门。天门，即天门山。“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浙江八月”一词很令人费解，诗写的是江东，写到浙江去的原因，实际上不过是用浙江潮来说明横江浪涛之大。宋代的苏轼苏这样写浙江潮：“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农历八月是浙江潮最为壮观的时候，那凶险的程度非比寻常，而横江潮后之浪可与浙江潮相匹敌。可见李白是见过浙江潮的，随手捡来，不着痕迹。最后一句“涛似连山喷雪来”来形容风起涛涌的凶险。
“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横江驿馆面前渡口的官吏来送，可见那时的津渡是公家渡口，津吏长期生活在当地的渡口，对这里的气候变化了如指掌，他遇到李白后，伸出手臂，用手指一指东边，说：“你看，海云出现了。”意思说，马上海潮就要来了，渡船不能渡人了。接着问到“郎今欲渡缘何事？”，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大人您今天渡船北方有什么事呀？”有人根据“郎”这个字，认为李白在横江渡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年轻的男子才叫“郎”，但实际上，这“郎”显然不是指人的年纪。“郎”在古代有五种含义：一是地名，春秋鲁邑；二是官名，战国开始设置，秦汉以后遂为朝廷官吏通称；三是指少年男子之通称；四是指女子对情人的昵称；五是姓氏。诗中的“郎”可以用解释为第二种，即郎官之意，比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赋奏，天子以为郎”，又比如《汉书·明帝纪》：“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李白曾在宫中呆了三年，大大小小也算一个官，但这儿离京城有好几千公里，一个渡口的小吏能够知道他在京城做官，可能是因为李白身上穿着唐玄宗赠给他的宫锦袍，人家一看，当然知道他就是一个官了。还没等李白回答，那人就说：“如此风波不可行！”意思是：不管有什么事，是大事或小事，反正今天是行不得了，因为很快就要风起浪涌了。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一作众川回。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这四句诗不仅写长江浪涛之大，“海鲸”是形容浪涛的，而且江面上起了大雾，那就更不能行了。
六首诗中处处流露出李白北上的急切和恶劣天气下不可渡口北上的惆怅与焦虑。诗人以浪漫主义的彩笔，驰骋丰富奇伟的想象，创造出雄伟壮阔的境界，读来使人精神振奋，胸襟开阔。语言也像民歌般自然流畅，明白如话。
结构赏析
蔺相如是战国时赵国人，赵惠文王得到稀有美玉和氏璧，秦昭王诈以十五座城相交换，赵王于是令蔺相如奉璧入秦，见秦王无意兑现诺言，终不辱使命而完璧归赵。文章始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即表示了异议，然后以分析秦、赵时势入手，指出赵国有诸多失策之处，而蔺相如完璧归赵实为“天固曲全之哉”。王世贞此论，言辞咄咄，非纯为凿空之谈。
文章第一段，作者力排众说，对蔺相如“完璧归赵”一事“未敢以为信也”。开门见山，毫无遮拦。接着分述其观点，展开全文。《史记》所载的“完璧归赵”始末，事启端于秦昭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结束于“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作者据此断言，虽秦强赵弱，但秦“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也就是说秦当时的本意只是想要得到和氏璧，而没有打算以此为借口进攻赵国。作者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和氏璧事件的本质方面，而不去纠缠其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具体情节，根据史实得出了使人信服的论断。然而作者并没有以事后的认识去苛求古人，而是允许赵国对秦的实情本意有“得”与“不得”的两种选择；对秦的威胁有“畏”与“弗畏”的不同反应。偏执一言，就不近情理；面面俱到，才让人心服口服。赵国的“得”与“不得”，“畏”与“弗畏”都无可非议，作者要批评的是蔺相如“既畏之而复挑其怒”的自相矛盾的做法。换句话说，无论蔺相如如何智勇，而做出可能招致“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的事，也是不足取法的。作者跳出前人只见个人不见大局的窠臼，正本寻源，一新读者耳目。
文章第三段，作者以“得”与“畏”为前提错综组合成四个判断，包罗了赵国的一切可能情况，令人信服地得出了所谓“两言决耳”的必然性结论——“予”或是“弗予”。承认作者的前提就必须承认他的结论，这就是逻辑力量的所在。第三段中作者为蔺相如拟设了一段对秦王的言辞，其所以有力，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以城易璧则民怨，不予城而欺赵则失信于天下这样的二难推理。秦王要摆脱这种两难的困境就只有“返璧”这唯一的出路。本文区区不足四百字，却包含了几处严密的逻辑推理。如果说卓越的史识是这篇文章的躯体的话，那么支撑它的正是强有力的逻辑之足。
文章最后一段，作者为了不使读者生疑，作者便用归结于天的说法，含蓄地表示虽然完璧归赵了，可是也不能说明蔺相如的做法正确，恶果没有产生，只是事出偶然罢了。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作者此处是反其意而用之。
纵观全文。文章开头一句揭示全文论旨，“人皆称之”与“予未敢以为信”一反一正相对提出，自然地引发下文。文章的主干是第二、三两段。作者先论“情”，后析“理”，双管齐下。论“情”，则由秦及赵丝丝入扣，抓住“得”“畏”二字论清蔺相如“既畏而复挑其怒”的失策。析“理”，则先破后立多方设想，辩清“曲”“直”两字，证明“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的荒悖。“情”“理”两层文有先后，意有轻重，作者思路清晰可见。
文学赏析
中国古代散文的特征很好地在他这篇《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里表现出来。散文特征在语言上是求简与求精相结合的。所谓“求简”，就是字数、篇幅简要；所谓“求精”，就是语言精当，语意精辟。例如首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语言上求简与求精相结合，言简意赅地发表了作者的论点。该文是一篇翻案文章。翻案文章独执异议，贵在识见高远，令人信服。该文开篇对世所称誉的蔺相如完璧归赵这一史实，予以否定，先声夺人。接着，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予以否定的理由。首先，文章分析秦以十五城之空名取璧的真实意图，指责蔺相如之所为是“既畏而复挑其怒”之举，是失于智。接着，文章重点分析了蔺相如的所谓曲直论，先明秦赵“两无所曲直”，后又代蔺相如策划，指出蔺相如“使舍人怀而逃之”是“归直于秦”，是失于信。最后，文章分析相如完璧的后果是族灭国破，是失于利。这样，文章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从而逼出了全文的结论：“蔺相如之获全於璧也，天也。”这里的“天”，是指当时的客观形势。行文至此，文章已可作结，而作者又列出“劲渑池”“柔廉颇”两件事，表面上与上文关系不大，但在“愈出而愈妙于用”一句中，表现出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作者认为，蔺相如的所谓“智”“勇”，不是为了赵国，而是为了自己，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纵横家的权谋机巧而已，这，其实是触摸到了纵横家的本质。因而，该文结论之后的余波，决非可有可无的续貂之笔，用意特深。章法上散聚结合，定主宾之序、掌均变之衡，征节奏之美，懂疏密散聚，知大小曲直，驭圆缺参差，见开合呼应，求从顺言自然。审美上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
这首即事议论之诗，借宋玉以写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辞委婉。
诗的前两句是说，并非宋玉特别喜爱隐舍不露的言辞托讽，正是因为襄王沉迷艳梦，迟迟不醒，这就暗示自己确有微辞托讽之作，而且是事出有因，不得不然。后两句是说，自从《高唐赋》问世以后，凡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便都值得怀疑为别有托讽了。这就暗示说，诗人自己另一部分写男女情爱的诗作并不一定另有寄托，但人们因为受了微辞托讽的《高唐赋》式作品的影响，便都怀疑它们有所寄托了。李商隐用“尽堪疑”的词语，是想表明这种“疑”事出有因，同时又是想表明这种笼统的疑并不符合实际。
李商隐与宋玉，都属于多情才子、沦落文人一类。由于遭际相似，李商隐的偏爱宋玉，更多表现为自叹与自伤。李商隐在当时境遇之中，常常是“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乐游原》）。深曲浓重的愁思，沉缅绵邈的情感，产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艺术表达和追求。诗人的拳拳之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然而诗人非但没有得到时人的理解，更被置之于无端的猜测和粗暴的责难之中。后二句“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是辩说其诗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讥诮世人无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两相妨”、“多情岂自由”的伤感。
这首曲子描写了民间的立春习俗和迎春的欢悦。此曲句句有“春”，着意渲染迎春气氛，节令特征鲜明。春盘、春燕、春风、春酝、春宴、春歌，一派祥和的春气象，令人心醉。
四首散曲中，以第一首的体式最为特别，散曲采用了巧体中的嵌字体形式。嵌字体可每句都嵌同一个字；或分嵌限定的某些字，如贯云石《清江引·立春》每句之首分别冠以“金、木、水、火、土”五字，每句又都用一个“春”字；又有的则是嵌数目。嵌字体以构思奇特取胜，其中也能表达一些特别的思想感情，在加强语气、增加形式美方面都有很好的效果。
此曲描写了民间的立春习俗和迎春的欢悦。人文与自然交融，动与静交替，意趣盎然。运用嵌字体连连咏叹春之到来，表现出对春天的喜爱之情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