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生离死别，是人生痛苦事。因此，送别之诗大多消沉凄苦，字句显得沉闷。唐初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摆脱了这种传统的写法，成为送别诗中的名篇，徐铉的这首送别诗，虽不及王勃诗那样有名，但也别开生面，有其独到之处。
诗的首联扣题，写送别，先写送别时的形势。当时南唐偏安江南，其他地区正战乱不绝。朋友相别，离愁别绪，本来就够凄苦的了，又值兵乱不绝，更令人焦心。这“海内兵方起”一句，包含甚富，突出了感离伤别的浓重气氛，带出下句“泪易垂”之意。
颔联归结到王四十五身上，并抒发了诗人的惜别之情。“负米”事见《孔子家语·致思》，王四十三离开相对安定的地区，不辞艰险，回家尽孝。下句作一转折：“当此落英缤纷之时，我们二人正应把臂同行，赏花饮酒，你要回家尽孝，我只得在此送别，只可惜辜负了春光。”“无可奈何花落去”，惜别之情更见凄婉。送别的气氛，与王四十五的情谊，至此已抒写得淋漓尽致了。于是颈联语气一转，由伤离而劝慰。诗人另有一首《七夕应令》诗说：“斗柄易倾离恨促，河流不尽后期长”。“后期”亦同此义。这句是说，一别之后，可以鱼雁往来，相互宽慰，终还有相逢之日。末联“折柳”相赠，则是古代朋友相别时的习惯，以后就成了送别的代称。《三辅黄图·桥》即记“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唐代权德舆《送陆太祝》诗亦有“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之句。这一联是说：我情意殷勤，折柳相赠，君须记取，这是向南之枝。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东都江都在江北，江宁则在江南，友人虽北去，然而思念朋友之时，必定会翘首南望的，所似特地说“此是向南枝”。这样，末联以折柳相赠，慰藉友人，归结全诗。
此诗表达了朋友间的真挚情意，抒写了离别时的缠绵情思，但伤别之中有劝慰，并不一味消沉。诗的语言也平易朴实，颇能感人。在送别诗中，是一首上乘之作。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首诗主要讲述包拯为官不屈不挠，一身正气的事迹。首联写为人处世之道；颔联进一步写为人处世之道是“直”；颈联写除暴安良；尾联写接受史书留下的教训，决不给后人留下耻笑的把柄。这首诗字字如钢，句句沥血，令后学振奋，令巧伪蒙羞。
首联写为人处世之道：治理世事以清廉无私为根本，为人处世以刚直不阿为准则。
颔联进一步写“直”：只有笔直挺拔的树干，才能终成栋梁之材；纯正的精钢，宁折不弯，决不被外力折服。作者以“秀千”、“精钢”自比，是自勉自励，也是自负自信，很有力度。
颈联写除暴安良。先写鼠雀之“喜”，是纵；后写兔狐之“愁”是擒。而铲除这些贪官污吏、害民之徒的根本办法，就是“草尽”，即拆除屏障，消灭他们赖以生存和为非作歹的条件，他们就无法逞凶了。
尾联写接受史书留下的教训，决不给后人留下耻笑的把柄。言外之意是要光耀青史，流芳千古。
这首题壁诗，可以认为是包拯身体力行的座右铭。诗作持重刚健，严谨有力，质朴无华，掷地作金石声，充满堂堂正正之气，磊磊落落之情。
从体裁角度看，这是一首七绝诗。全诗写夜宿渔家所感到渔家生活的苦乐与渔民豪爽乐观的性情。首句“几代生涯傍海涯”中叠用两个“涯”字，把生涯与海涯联系起来，形成音节朴实流畅，朴实中见巧思的妙处。“两三间屋盖芦花”句中的“芦花”意象，简洁准确地勾勒出渔家的生活环境。
“灯前笑说归来夜”句中的“灯前笑说”描写了渔人待客的热情，主客之间无拘无束、愉快交谈的生活情象，从而引出了下文渔人笑说的内容：白天的时候在海上捕鱼虽然非常辛苦，但是晚上归来，有青天明月、大海涛声伴送到家，真是非常的开心惬意。诗的最后两句写得极自然、优美、有意境，令读者和诗人一起欣然神往。该诗用平易朴素的语言表达出艰辛人生中的诗意美，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