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二句追述楚宫旧事，说明男女间的至情是古今长在的。“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二句以“微生”与“襄王”对照，暗示自己如今已无复人间之乐，旧日的欢愉有如一梦，却令自己终生思忆。这表明了作者悼亡恋旧，感喟无穷，不能自已。
李商隐诗常涉人生哲理，并与人生情感体验融汇。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认为：此诗感情内涵，实较复杂。人间之乐与云雨之梦，似代表现实与理想两种不同境界。仕宦婚姻之顺遂，家室人伦之乐趣，皆常人所经营所依恋者。然徒有此则人生不免卑琐。故作者乃刻意追求更美好之人生理想。而此种理想境界又正如云雨梦思，虚幻恍惚，难以寻求，且并追求理想之高情远意，亦不为世所理解。人间之乐，亦因己之坚持理想而不能享有。是则理想之境，现实之乐，两皆落空，此实理想主义者之莫大悲剧。“微生尽恋人间乐”，于“人间乐”固有所不足，然其中又寓有并此亦不能享受之悲哀；“只有襄王忆梦中”，于己之独持理想固含自负，然又不免透出孤孑与自伤。屈原《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义山此诗，实祖屈子之意而融铸自身独特生活体验与思想性格。屈原坚信其人生理想，义山则既向往又深感其虚幻，表现为幻灭中之追求。至于“民生各有所乐”，则并屈原亦未否定。故以为义山于“人间乐”有所不足则可，以为即是庸俗之代称，则似未切。就全诗论，自伤之情固多于自负。
该诗写思妇怀念丈夫的怨情，虽然寄寓了作者对唐中宗的思念，但不是实写自己，而是摹想之作。思妇住在江南洞庭湖边，丈夫远在蓟北。这样安排构思巧妙。首句既点明时令和地点，又化用楚辞“洞庭波兮木叶下”的诗句。中间两联对仗极工，末联点题。钟惺评此诗曰“高浑”，实为唐诗佳作。
首联点明了地点、时间和主题，即深秋时节对夫君的怀念。头一句“叶下洞庭初”化用屈原《九歌·湘夫人》“炳娟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蓣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句意，点明时节，又借屈原诗中盼湘女水神来的吉日之意，暗含盼夫早归的宿愿。第二句“万里余”，言丈夫离去之远，愈远则念愈深，一个“思”字统领全篇。
颔联实写思妇之怨，以“被冷”、 “屏虚”写出“怨”的高潮。用“香被冷”和“锦屏虚”来反映生活的富丽和心情的空虚与苦闷，“露浓”天寒又无人共衾则“香被冷”； “月落”夜深，锦屏中仍空虚无人，闺房孤寂，自然由“思”而生怨。
颈联则进一步虚写所“思”，加深了那个“怨”字。《江南曲》本不是此诗必不可少之词语，但为了给“蓟北书”找配偶，就想到了“欲奏江南曲”一句，由此足见她对法之灵妙。其思情之深、其怨绪之烈，力透纸背。
尾联束收全篇。“无别意”表达除了相思以外，也表达了她对丈夫的关心。“久离居”表达了作者的惆怅心情。其“怨”其“思”，昭然若揭。
该诗通过描写妻子思念丈夫的场景，将“国”和“家”联系在一起，带有一定的政治色色彩。全诗深沉开阔，自然真挚，清丽含蓄，对仗工整，富有情味。
这首诗克服了初唐诗歌情感贫乏的弊端，初唐宫廷诗在将近百年的情感沉寂，开始了绵长、深情而又精彩的情感表达。从这一角度讲，堪为“宫廷诗的自赎”。
邯郸为战国时赵国都城，即今河北邯郸市。《少年行》为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
以上六句渲染“游侠子”豪放的生活，其势如铜丸走板，风驰电掣。“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二句，气势陡转，诗笔转入对“邯郸少年”内心的揭示。他们对于纵性任侠的生活远远感到不满足，而希望凭自己的侠肝义胆为国建功立业，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不料，这美好的愿望却得不到现实社会的理解，反而遭到排斥和压制。使之不由得神游千古，怀念“倾以待士”，使之能纵横捭阖，为国排难的平原君。这两句，充盈着诗人知音难觅的怅惆，功业难成的愤懑以及对现实的强烈针砭和对历史的深沉反思！同时，感情的激流也由前面的飞逸转入沉实，增强了诗歌的顿挫之力。
前半部分诗人借“游侠子”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沉沦不遇的感慨，后半部分则以直抒胸臆的议论，将抑郁不平之情进一步表达出来。一开始以“君不见”当头唱起，提示人们注意：现在世人只按“黄金”的多少来决定双方“交态”的厚薄。没有“黄金”，关系就自然“疏索”（即疏散之意）了。诗人的感情又由前面的沉实转入激愤，正因他“感叹”之深，对世态炎凉体会之切，因此对于“旧游”和“时事”厌恶之极，这样就有力地逼出最后两句：“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这样的结尾看似旷达，与世“无求”，实则正话反说，充满慷慨之情，愤懑之气，“宕出远神”。它不仅以“痛饮美酒”，“射猎西山”（西山即邯郸西北的马服山）的豪举，刻画出“游侠子”的英武雄迈之态。而且以一虚字“且”冠在句首，更表现出他睥睨尘世、待时而动的高旷情怀和耿介刚强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曲终高奏，宛若奇峰突起，意蕴深远，令人回味无穷。因此赵熙批曰：“大力收束，何其健举！”（《唐百家诗选手批本》）
高适在诗中以“邯郸少年”（即诗中之“游侠子”）自况，借描写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和世态炎凉的际遇，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诗歌写得豪宕激昂，“气骨”铮铮，充分体现了高适“以气取篇”的特点。《新唐书·高适传》评其诗“以气质自高”。所谓“气质”，即作者的感情极为慷慨激越。此诗借“邯郸少年”抒发自己强烈的感情，既有豪气干云的雄壮之歌，又有直抒胸臆的激越之声；既有深沉低徊的慨叹，又有故作旷达的曲终高奏。这种雄壮与低徊，炽热与深沉的错综交织，有力地突出了“邯郸少年”心灵深处的追求和失望、欢乐与痛苦的复杂感情，从而深刻揭示出“世态”的“浮薄”。一般说来，七言与五言相比，更难写得雄赡遒劲，但高适的七言却写得“兀敖奇横”，这正是“气质自高”使然。
与这种抑扬起伏的感情抒发相适应，此诗在句式上整散相间，以散为主，用韵上平仄交替，富于变化。如开始两句散，接着两句整，后面又回到散。开始四句用低韵仄声，中间四句用文韵平声，“君不见”两句句句用韵，为药韵仄声，末尾两句再回到尤韵平声。这样，随着整散的变化和韵脚的转换，不仅与感情的抑扬起伏相适应，而且形式上也有整齐对称之美，纵横飞动之妙，节奏鲜明，音调优美。文情声情，丝丝入扣。这些特点，直接影响了后来长篇七古的发展。
此诗叙写尹吉甫北伐玁狁的战争全程。全诗六章，前四章主要叙述这次战争的起因、时间，以及周军在主帅指挥下所做的迅速勇猛的应急反应。诗一开首，作者就以追述的口吻，铺写在忙于农事的六月里战报传来时，刀出鞘、箭上弦、人喊马嘶的紧急气氛（“柄栖”、“孔炽”、“用急”）。二、三章作者转向对周军训练有素、应变迅速的赞叹。以“四骊”之“维则”、“修广”、“其大有颙”的强健，以“我服既成”的及时，“有严有翼，共武之服”的严明及“以奏肤功”的雄心，从侧面烘托出主将的治军有方。第四章作者以对比之法，先写“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的凶猛来势；次写车坚马快、旌旗招展的周军先头部队“元戎十乘，以先启行”的军威。一场恶战即将开始，至此，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峰。第五章作者并没有被时空逻辑的局限所束缚，凌空纵笔，接连使用了三个“既”字（“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描写己方军队以无坚不克之凛然气势将来犯之敌击退至靠近边界的太原。很自然地从战果辉煌的喜悦之中流露出对主帅的赞美和叹服。从紧张的战斗过渡到享受胜利的平和喜悦，文势为之一变，如飞瀑落山，又如河过险滩，浩荡而雄阔。最末一章，作者由对记忆的描绘转向眼前共庆凯旋的欢宴。“来归自镐”是将记忆与眼前之事联系起来，而“我行永久”说明作者也曾随军远征，定国安邦，与有荣焉。然而自己的光荣之获得，又与主帅的领导有关，可谓自豪与赞扬俱在其中。
从审美的角度统观全诗，这种以追忆开始，以现实作结的方法，使得原本平淡的描写平添了几分回味和余韵。同时，此诗在行文的节奏上，一、二、三章铺垫蓄势，第四章拔至高潮，第五章舒放通畅，第六章归于宁静祥和，也使诗歌产生了丰富变化的节奏感、灵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