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也是写男子对女子的思念之情。上片写又是一个秋天到来了,但幽会的事又茫然无期,梦中想,心中念,这样相思的日子何时才完?下片是回忆女子的可爱形象:分别时她百般挽留,黛眉微皱,无言斜倚小楼。最后一句,写他想到往事的忧愁心。
顾敻八首《浣溪沙》,是写男女相互思念的词作。汤显祖评道:“此公管调,动必数章。虽中间铺叙成文,不如人之字雕句琢,而了无穷措大酸气。即使瑜瑕不掩,自是大家。”
此诗首联“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是说诗人在成都客居了五年时间,其中一年还是在梓州(四川三台)度过的。颔联“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意思是说:当前到处兵荒马乱,关山交通阻塞,我为什么反要远赴潇湘作客呢?这是以设问的语气表达难言的隐衷,是问自己,也是问一切关心他的亲友。言下之意是自己是知道时局如此纷乱不宜远行的,表隐衷而出以设问,无奈与愤激之情自见。在严武当政时期,为了照顾诗人贫困生活,曾表荐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诗人性忠直难被群僚所容,时受讥讽,因此不久坚决辞职归草堂。严武在世时尚且如此,此时他人亡职歇,更待不下去了。暗示此去原非本意乃是迫不得已。诗人前往,因为那边有可以投靠的亲友故旧,如舅父崔伟,朋友韦之晋、裴虬等人。
颈联说:回顾平生万事,一无所成,可头上发丝已由白转黄,表明身衰体弱之极;而展望此去前程,又是那么渺茫难测,只能以抱病残生像江上白鸥一样到处飘泊了。这是在去意已决之后,抚今追昔的感慨,“去蜀”之举更显其悲。困苦生涯,莫此为甚,不能不悲愤交集,“黄发”、“白鸥”联成对仗,表示行廉志洁如故,决不肯为穷困改节。由此结出尾联的反语。尾联说:国家安危的大计,自有当政的王公大臣支撑,我这个不在其位的寒儒何须杞人忧天,枉自老泪长流呢!表面是在负气说话自我解脱,其实是位卑忧国的肺腑之言。明知这班肉食鄙夫只会以权谋私,承担不起国家顶梁柱的重任,而自己“致君尧舜”的理想久遭扼杀,国之将覆,不能不悲。寄忠诚忧国之思于愤激言辞之内,感人的力度更见强烈。清人蒋士铨有诗赞杜甫云:“独向乱离忧社稷,直将歌哭老风尘。”(《南池杜少陵祠堂》)指的正是这位诗圣的高尚情操。
这首四十个字的短小五言律诗,总结了诗人在蜀五年多的全部生活,笔调堪称恢宏寥阔。而此诗尾联用激切语言所寄托的深于忧患不忘国难的赤诚丹心,更是一篇精髓所在。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宋之问的宫廷诗比沈佺期的要复杂些,虽然这仅是在基本一致的风格中所发生的轻微个性变化。他的最好的宫廷诗完全不像应制诗,而是优美自然的抒情诗。这首《扈从登封途中作》是公元696年(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宋之问在随皇帝登嵩山祭天所作。古代帝王为报答天地恩德,并向天地祈求福寿,常举行封禅大典。在泰山上筑坛祭天为“封”,在泰山下辟地祭地为“禅”,后来扩大为五岳都可封禅。
整首诗对仗工巧,锦绣成文,充满对武则天的歌功颂德。此诗第六句的“万乘”是皇帝的传统代称,但这里上下文的描写恢复了这一词语本身的某些力量。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游河南洛阳龙门,命随从官员作诗,左史东方虬诗作先成,武则天赐给锦袍,之后宋之问献诗,武则天赞赏其诗句更高,又夺东方虬的锦袍赏给宋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