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几道是一位多情词人，每到一处，必然与歌妓缱绻缠绵，分手时就有相思痛苦。经历得多，品尝得深，抒发得真切强烈。这首词从某一段感情说起。曾有过三年的欢聚相恋时光，抵不住离别时几夜琴弦上传出的凄苦声调。
上片言在颍昌三年，与诸友好淡水之交，深秋时节将别，连日来沉浸在离情别绪之中。
“淡水三年欢意，危弦几夜离情”。这两句用了比兴手法，形容作者与诸女之交是淡水长情君子之交。“危弦”形容操琴激烈，几乎弦断音绝。未正面写因离别而生的惆伥，却与作者“琵琶弦上说相思”（《临江仙》）“断肠移破秦筝柱”（《蝶恋花》）同一意境。
“晓霜红叶舞归程。客情今情道，秋梦短长亭”。“晓霜”句点出离别时的节令和景物，每到秋季晓霜满地的时候，归程上总是飞舞着坠落的红叶，情今行人都是在驿道上颠沛奔波，在驿亭中魂牵梦萦。
下片叙饯别酒席上的情景与自己的离恨。
“渌酒尊前清泪，阳关叠里离声”。描绘歌女劝酒时的依恋情态。离别酒宴上的送行《阳关曲》和情人的清泪，每次相同，一次次折磨离人。“阳关”（抒发离情别意的情琴曲名）二字点出送别本意。
“少陵诗思旧才名。云鸿相约处，烟雾九重城”。“少陵”（杜甫的称号），在这里作为诗人的代称。是对当年自己的赞许，当下被生活折磨得已经没有了这精气神。云、鸿是歌伎名，晏几道好以属意者名字入词，以记其坠欢零绪之迹。尽管是分别在即，小云、小鸿还与他相约。然而她们身世漂零，俱流转入间，这相约是渺茫的，如同烟雾般可望而不可即。
全词通篇只写了过去三年的淡水之交，眼前别宴上、骊歌中的清泪和黯淡的前程，未着一字写“不舍”，字里行间却让人深切感受到对友人的深情厚意。
邯郸为战国时赵国都城，即今河北邯郸市。《少年行》为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
以上六句渲染“游侠子”豪放的生活，其势如铜丸走板，风驰电掣。“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二句，气势陡转，诗笔转入对“邯郸少年”内心的揭示。他们对于纵性任侠的生活远远感到不满足，而希望凭自己的侠肝义胆为国建功立业，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不料，这美好的愿望却得不到现实社会的理解，反而遭到排斥和压制。使之不由得神游千古，怀念“倾以待士”，使之能纵横捭阖，为国排难的平原君。这两句，充盈着诗人知音难觅的怅惆，功业难成的愤懑以及对现实的强烈针砭和对历史的深沉反思！同时，感情的激流也由前面的飞逸转入沉实，增强了诗歌的顿挫之力。
前半部分诗人借“游侠子”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沉沦不遇的感慨，后半部分则以直抒胸臆的议论，将抑郁不平之情进一步表达出来。一开始以“君不见”当头唱起，提示人们注意：现在世人只按“黄金”的多少来决定双方“交态”的厚薄。没有“黄金”，关系就自然“疏索”（即疏散之意）了。诗人的感情又由前面的沉实转入激愤，正因他“感叹”之深，对世态炎凉体会之切，因此对于“旧游”和“时事”厌恶之极，这样就有力地逼出最后两句：“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这样的结尾看似旷达，与世“无求”，实则正话反说，充满慷慨之情，愤懑之气，“宕出远神”。它不仅以“痛饮美酒”，“射猎西山”（西山即邯郸西北的马服山）的豪举，刻画出“游侠子”的英武雄迈之态。而且以一虚字“且”冠在句首，更表现出他睥睨尘世、待时而动的高旷情怀和耿介刚强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曲终高奏，宛若奇峰突起，意蕴深远，令人回味无穷。因此赵熙批曰：“大力收束，何其健举！”（《唐百家诗选手批本》）
高适在诗中以“邯郸少年”（即诗中之“游侠子”）自况，借描写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和世态炎凉的际遇，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诗歌写得豪宕激昂，“气骨”铮铮，充分体现了高适“以气取篇”的特点。《新唐书·高适传》评其诗“以气质自高”。所谓“气质”，即作者的感情极为慷慨激越。此诗借“邯郸少年”抒发自己强烈的感情，既有豪气干云的雄壮之歌，又有直抒胸臆的激越之声；既有深沉低徊的慨叹，又有故作旷达的曲终高奏。这种雄壮与低徊，炽热与深沉的错综交织，有力地突出了“邯郸少年”心灵深处的追求和失望、欢乐与痛苦的复杂感情，从而深刻揭示出“世态”的“浮薄”。一般说来，七言与五言相比，更难写得雄赡遒劲，但高适的七言却写得“兀敖奇横”，这正是“气质自高”使然。
与这种抑扬起伏的感情抒发相适应，此诗在句式上整散相间，以散为主，用韵上平仄交替，富于变化。如开始两句散，接着两句整，后面又回到散。开始四句用低韵仄声，中间四句用文韵平声，“君不见”两句句句用韵，为药韵仄声，末尾两句再回到尤韵平声。这样，随着整散的变化和韵脚的转换，不仅与感情的抑扬起伏相适应，而且形式上也有整齐对称之美，纵横飞动之妙，节奏鲜明，音调优美。文情声情，丝丝入扣。这些特点，直接影响了后来长篇七古的发展。
由于贺知章这次是以道士的身份告老还乡的，而李白此时也正尊崇道学，因此诗中都围绕着“逸兴多”三字，以送出家人的口气来写的。镜湖是绍兴地方的风景名胜，以湖水清澄而闻名于世。李白想象友人这次回乡，一定会对镜湖发生浓厚的兴趣，在那儿终日泛舟遨游的。为了突出贺知章的性格，诗中不再以宾客或贺监的官衔称呼他，而干脆称他为“狂客”，因贺知章晚年曾自号“四明狂客”。“宾客”到底沾上些官气，与道士的气息不相投合，而“狂客”二字一用，不仅除了官气，表现了友人的性格，而且与全诗的基调非常吻合。
晋代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记载的兰亭盛会就发生在贺知章的故乡山阴。而贺知章本人也是著名的书法家，这就使诗人想起了一个故事：据《太平御览》卷二三八记载，王羲之很喜欢白鹅，山阴地方有个道士知道后，就请他书写道教经典之一的《黄庭经》，并愿意以自己所养的一群白鹅来作为报酬。由此诗人说，此次贺知章回乡，恐怕也会有道士上门求书。当年王羲之书写《黄庭经》换白鹅的事情，那又要在山阴发生了。所以，末二句表面上是叙述王羲之的故事，实际上是借此故事来写贺知章，盛赞贺知章书法的高超绝妙。
这首诗基本是李白信手拈来之作，但他一下就抓住了两样东西：一个是绍兴的镜湖，另一个便是王羲之当年写字换鹅的故事。全诗实际上所写的也就是这两件事。但它们却都恰能表现出友人故乡即山阴的地方特色，同时也都能显示出贺知章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和才华所在。李白当时并未去过山阴，因此诗中所谓的“镜湖”、“山阴道士”之类，实际上还都是赠别友人时的一种想象之词。由此可见诗人炉火纯青的诗艺。
第一段一开始，词人便满怀忧愤向天发问：老天爷怎么忍心将天下事折腾到如此不堪的地步！“问天”当然不止是问天，而是问代行天意的当权者。“天下事”指当时南宋积贫积弱的统治集团为了苟且偷安，对金称臣割地，已经到了“国脉微如缕”的悲惨境地。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后，连年兵扰南宋，宋室面临覆亡的危险。献陵图事在当时堪称是一件盛举，它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见《宋史·礼志》二十六）王埜即事生情，渴望能有力挽狂澜的志士贤才，能够一举收复中原（以献陵图事代指故土的恢复）。可是当时国事日渐式微，中原地区早已失守，蒙古大军正不断南犯，威胁着宋朝的安全，而当权者却苟且偷安，排斥抗战派，沉溺于犬马声色之中，不思振作，这使他抱恨结愁不能自已。更令人痛心的是，现实中有抱负的志士仁人，却往往因报国无门，赍志而没，只剩下一堆堆荒草野茔，作者隐约感觉到自己也将会遭到他们一样的厄运，不觉发出了深切的哀叹。
第二段开头两句，作者感叹自己怀抱憾恨，垂垂老矣，接着追忆起自己当年巡视江防前线时的情景。那时他曾到六朝古都金陵凭吊过秦淮水。词中“淮水”指秦淮河，源出江苏溧水县北，横贯南京城，流入长江。王埜生在国运衰微之世，东吊秦淮，感念六朝兴亡更迭的历史教训，吊古伤今，悲恨之情油然而生。词人借酒浇愁，含恨在风中抚剑醉归，心潮激浪恰与大江波涛撞击、交汇，滔滔东逝之水好像特地为他这位壮志未酬的志士砥砺斗志。
第三段写作者当时身处闲职，远离淮河前线千里之遥，但仍怀着一颗为国分忧的壮志雄心。“纵有英心谁寄”，这颗英心在现实中无法托付，只好空自嗟叹，一吐内心的郁闷与悲愤。南宋统治集团腐败无能，蒙古灭金后连年攻宋，局势日趋艰险，南宋政权危在旦夕。因此词人发出焦灼的呼唤：“绝域张骞归来未？”他急切盼望现实中能出现象西汉张骞那样的名将，出使西域，联合各方力量抗击匈奴。
这首词自始至终激荡着爱国志士一腔热血无处诉的悲愤心情。全词以三叠词调这一形式，将昔往与今来、抚时与感事、国家命运与个人遭际巧妙地交织起来，一咏三叹，将词人内心的激愤愁恨，感情波澜层层推出，萦回不尽。为了加强抒情感人的艺术效果，作者多次运用反诘句式，因此词文揭响有力，频频扣击读者心弦。特别是起首与结尾两处的诘问句，一起一结责问苍天，呼唤英雄，既振聋发聩，又使词的主旨表达得含蕴深曲，耐人寻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