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本身就有惝恍迷离的意味，何况是“幽梦”；“幽梦”后着“微茫”二字不算，前方还以“半窗”作为限制。这一先声夺人的起笔，绘出了朦胧、悱恻的氛围。两处“罢”字，见出梦影残存，言下有无限惆怅。使用钱塘歌、高唐赋两个典故，并不表示梦境中出现的女子是妓女或仙鬼，仅说明男女双方情意绸缪，而这种欢会除了梦中以外，生活中几乎不存在机会。诗人故示朦胧，是为了留护这种只有两心才知的秘密细加品温，却也显出不能实实在在地占有的隐痛。
前文是似梦非梦，半醒不醒。“风入”的三句，渡人觉醒，迎接诗人的是现实世界的一片凄清。“罗帏”、“疏棂”、“纱窗”，同风、爽、月这些清晰切近的感觉印象搭配在一起，是对“幽梦”的反衬，含有诗人独处独宿的孤单情味。再入梦已不可能，他却执著地追寻着前尘旧影。缥缈的幻觉中得以如愿，不仅如见其人，而且如闻其声。“梨花淡妆”、“兰麝余香”，补出了“半窗幽梦”的内容，见出幽梦的可恋，也见出诗人的多情。有色有香，却“缥缈”、“依稀”，这种幻觉正反映了梦境在心灵上留下的强烈刺激。当然，妆而淡，香而余，似实似虚，若有若无，这本身就说明了醒后的追忆与梦境的感受已存在着偏差，不用说梦境与生活的实情更是相去甚远。作者虽是不露声色地平静叙出，字外却存着无限的怅惘与伤心。
末尾三句，“唤起思量”不言而喻。“待不思量”是由于思量太苦，也是诗人故作铁石心肠。因为“怎不思量”，爱情的力量岂能抗拒！三处“思量”，经历了一个“一无一有”的曲折，通过这欲罢不能的一笔，更见出了诗人的一往情深与愁绵恨长。
这支散曲题目为“梦中作”，当然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不过从全篇内容来看，当是出梦后回忆时所作。看来这并非作者留梦心切，神智惝恍，产生了错觉；而正是所谓“直道相思了无益”（李商隐《无题》），才故意给它披一件“梦”的外衣。诗人以婉丽的笔墨，借幽梦写情愫，欲处处掩抑心灵的伤口；但天下的至情、深愁，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感的。清人乐钧有首《浪淘沙》，其下阕不约而同，恰恰可以作为本曲的缩影，故抄录于下：
“昨夜枕空床，雾阁吹香。梦儿一半是钗光。如此相逢如此别，怎不思量！”
七绝《馆娃宫怀古》共五首，又名《馆娃宫怀古五绝》。这五首思古寄慨之作，是皮日休在苏州任职时，因寻找馆娃宫旧迹而作。组诗咏怀古事以寄讽，以叙述和议论相结合，通过馆娃宫昔盛今颓的具体情形的对比，反映吴国的盛衰兴亡，籍此表达对世事沧桑、国事兴衰的慨叹。
组诗总体上是说昔日宫中的盛宴、美人、歌舞已经被硝烟弥漫所取代。诗人用歌舞升平的场面与战火纷飞的场景相对比，以史实为据，但使用翻案法，“出奇立异”，不落窠臼。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认为，古代文人中的隐逸者，发思古之幽情，“亦是好以议论为诗者”（方岳《深雪偶谈》）。
比如第三首说烧残的蜡烛还为吴王夫差的悲惨下场滴下几滴泪珠，西施反不如蜡烛，没有一点悲戚的表现。这是反其意而用之。
这五首七绝以第一首最为著名。此诗首句“绮阁飘香下太湖”，完全从侧面着笔。它写馆娃宫，仅仅用一个“绮”字状“阁”，用一个“飘”字写“香”，这样，无须勾画服饰、相貌，一个罗縠轻扬、芳香四溢的袅娜倩影，便自在其中了。特别是“下”字很有分量。从“绮阁”里散溢出来的麝薰兰泽，由山上直飘下太湖，那位迷恋声色的吴王何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以至对越王的复仇行动，连做梦也没有料到，就不言而喻了。次句“乱兵侵晓上姑苏”，省去越王卧薪尝胆等过程，单写越兵夤夜乘虚潜入这一重要环节。“乱兵”，指吴人眼中原已臣服现又“犯上作乱”的越军。侵晓，即凌晨。吴王志满意得，全无戒备。越军出其不意进袭，直到爬上姑苏台，吴人方才发觉。一夜之间，吴国就灭亡了。这是令人震惊的历史教训。
此诗前二句对起，揭示了吴越的不同表现：一个通宵享乐，一个摸黑行军；一边轻歌曼舞，一边短兵长戟，在鲜明对比中，蕴藏着对吴王夫差荒淫误国的不满。三、四句就勾践亡吴一事，批评勾践只送去一个美女，便赚来一个吴国，“大有堪羞”之处，这是很有意思的妙文。吴越兴亡的史实，诸如越王十年生聚，卧薪尝胆；吴王沉湎酒色，杀伍子胥，用太宰嚭，凡此种种，诗人不可能不知。吴越的兴亡当然不是由西施一个女子来决定的。但写诗忌直贵曲，如果三、四句把笔锋直接对准吴王，虽然痛快，未免落套；所以诗人故意运用指桑骂槐的曲笔。他的观点，不是游在字句的表面，要细味全篇的构思、语气，才会领会诗的义蕴。诗人有意造成错觉，明嘲勾践，暗刺夫差，使全诗荡漾着委婉含蓄的弦外之音，发人深思，给人以有余不尽的情味，从艺术效果说，要比直接指责高明得多了。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这是一首乐歌。首两章均以“交交桑扈”起兴，这是《诗经》作品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作用在于以一种浅近的自然物象，引出全诗所要记叙的事件或抒发的感情。在起兴的物象和表达的内容之间尽管没有什么必然的直接联系，但两者往往会在某一方面具有内在的通融性，从而使人在不可言传中获得联想和意会的妙趣。如这首诗起兴中欢然鸣叫的青雀，光彩明亮的羽毛，就为以下陈述宴饮营造了一种明快欢乐的气氛，仿佛自然界的青雀与宴饮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心理感应。这种表现手法的运用，大大加强了作品的生动性。
从内容来看，这首助兴的劝饮乐歌还真有点政治色彩。它上来便指出君子的快乐，是来自上天所赐的福禄；接着又强调君子也就是与会诸侯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前两章的述写在先扬中已暗伏后抑的因素，所以后两章即在此基础上向与饮者提出“不戢不难”和“彼交匪敖”的要求。应该说这种劝说是很尖锐也很严厉的，但由于前面“之屏之翰，百辟为宪”的铺垫，和后面“万福来求”的激励，使之显得从容不迫、合情合理，所以也就更具有理性和感情的说服力。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两句，其表面作用是点出饮酒，在全诗中立一基点，据此可认为它是周王宴饮诸侯时所奏的乐歌；但在第四章的前面，它的特殊地位又对以下的“匪敖”，起着一种隐喻的暗示。它似乎是在告诉人们：正和性柔能使酒美一样，人不傲才能福禄不断。这种隐喻，是很有深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