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
这首诗好像就是写了一个古代的情人节,或大相亲的场面。诗中交代了时间,初春时节,春水涌流的时节;地点,溱洧之外。
从大处写起,“殷其盈矣”,参加欢会的青年人之多,不可胜数,可谓熙熙攘攘,茫茫人海。这是下面一对情人相会的大背景。
从小处落笔,“维士与女,伊其相谑”,从这一对少男少女的偶然相识,到二人相约同行,再到相谑,相赠爱情花,把相亲相爱的全过程进行了艺术化的忠实记录。可以说是一个很唯美的专题纪录片。
这首诗很美,美在春天;美在爱情。尤其美的是两枝花的俏丽出现:“蕑(兰)”与“勺药”。凭借着这两种芬芳的香草,作品完成了从风俗到爱情的转换,从自然界的春天到人生的青春的转换,也完成了从略写到详写的转换,从“全镜头”到“特写镜头”的转换。要之,兰草与芍药,是支撑起全诗结构的两个支点。
诗分二章,仅换数字,这种回环往复的叠章式,是民歌特别是“诗三百”这些古老民歌的常见形式,有一种纯朴亲切的风味,自不必言。各章皆可分为两层,前四句是一层,落脚在“蕑”;后八句为一层,落脚在“勺药”。前一层内部其实还包含一个小转换,即自然向人的转换,风景向风俗的转换。诗人以寥寥四句描绘了一幅风景画,也描绘了一幅风俗画,二者息息相关,因为古代社会风俗的形成大多与自然节气有关。诗人唱道:“溱与洧,方涣涣兮。”“涣涣”二字十分传神,表现出一片冰化雪消、桃花春汛、春风骀荡的情景。春天,真的已经降临到郑国大地。在这幅春意盎然的风景画中,人出现了:“士与女,方秉蕑兮”。人们经过一个冬天严寒的困扰,冰雪的封锁,从蛰伏般的生活状态中苏醒过来,到野外,到水滨,去欢迎春天的光临。而人手一束的嫩绿兰草,便是这次春游的收获,是春的象征。“招魂续魄,拂除不详”,似乎有点神秘,其实其精神内核应是对肃杀的冬气的告别,对新春万事吉祥如意的祈盼。任何虚幻的宗教意识,都生自现实生活的真切愿望。在这里,从自然到人、风景到风俗的转换,是通过“溱与洧”和“士与女”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的转换实现的。结构相同的东西可以使人产生由此及彼的对照、联想,因而这里的转换顺理成章,毫不突然。
如果说对于成年的“士与女”,他们对新春的祈愿只是风调雨顺,万事如意,那么对于年青的“士与女”,他们的祈愿则更加上一个重要内容——爱情,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大自然的春天,还拥有生命的春天——青春。于是作品便从风俗转向爱情,从“蕑”转向“勺药”。这首诗是以善于转折为人称道的,清人牛运震《诗志》、陈继揆《读诗臆补》皆认为它“妙于用虚字转折”。其实它的“转折之妙”,不仅独在虚字。如上所说,前一层次的从风景向风俗的小转折,是借重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实现的。这里从风俗到爱情的大转折,则巧妙地利用了“士”、“女”的相同字面:前层的“士与女”是泛指,犹如常说的“士女如云”;后层的“士”、“女”则是特指,指人群中某一对青年男女。字面虽同,对象则异。这就使转折完成于不知不觉之间,变换实现于了无痕迹之中。诗意一经转折,诗人便一气直下,一改前面的宏蕑扫描,将“镜头”对准了这对青年男女,记录下他们的呢喃私语,俏皮调笑,更凸现出他们手中的芍药,这爱的信物,情的象征。总之,兰草“淡出”,芍药“淡入”,情节实现了“蒙太奇”式的转换。
于是,从溱、洧之滨踏青归来的人群,有的身佩兰草,有的手捧芍药,撒一路芬芳,播一春诗意。
尽管小小的郑国常常受到大国的侵扰,该国的统治者也并不清明,但对于普普通通的人民来说,这个春天的日子仍使他们感到喜悦与满足,因为他们手中有“蕑”,有“勺药”,有美好生活的憧憬与信心。
这首诗分为两章。首章颂扬丁柴桑的贤良美德。诗的开头“有客有客,爰来宦止”,写迎客的惊喜。从诗中看,丁柴桑应该比较年轻,诗人视之为后俊。“秉直司聪”以下四句是诗人对这位贤良地方官的赞美。丁柴桑作为一县之长,能“飱胜如归,聆善若始”,是为政“惠于百里”的明证。这四句寄寓了诗人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陶渊明政治理想中对基层长官的要求。
接着经“匪惟谐也,屡有良游”一转,至于次章,写作者与丁柴桑在一起开怀畅游的情形和情酣意畅的心态。“载言载眺,以写我忧”就是这种场景的具体表现。“以写我忧”语出《诗经》的《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放欢一遇,既醉还休”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是陶渊明对待挚友的常态。其诗《与殷晋安别》中有“一遇尽殷勤”句可为佐证。”实欣心期,方从我游”二句是倒装,意谓二人开始交游即定交知己,实为快心之事。诗的结尾归结到知心才是朋友结交的基础。
陶渊明与丁柴桑彼此一见如故。不是因为对丁柴桑这个父母官另有所求,而是丁柴桑“秉直司聪,于惠百里”的善德,以及“餐胜如归,矜善若始”的开明,赢得了陶渊明的敬重。另一方面,说明陶渊明也同样有丁柴桑的善德和开明,才能“方从我游”便以“心期”。向往开明,崇尚善德,正是陶渊明的秉性所在。
这首诗采用《诗经》的四言句式,写法上也有借鉴《诗经》叠章的形式,如有客有客之句,形成一种一唱三叹的效果。全诗于浓郁的情意之中,透露出和谐喜悦的交游气氛。篇幅虽短,然情酣意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