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人之作，写年轻女子期盼与心上人相守相聚的怀春之事。词人只轻轻几笔的勾画便使意象鲜明，境界全出。“倚著闲窗数落花”之结语，形神俱到，确是精妙的收束。通读全词，清新自然，明白如话。
首句点明主人公身份：年轻女子。 “刺桐花底是儿家”，寥寥数语，听来无不给人以温柔旖旎，天真烂漫之感。接下“已拆秋千未采茶”一句，点明时令。古时，二月以后农事渐忙，故古人常于寒食清明后，拆掉秋千。秋千既拆，新茶未采，正是晚春时节。“睡起重寻好梦赊”，写少女春梦。醉眠之中，她做了好梦，但是醒后，美梦却渺茫难寻。“忆交加，倚著闲窗数落花。”这句“忆交加”点明了好梦为乃是“交加”之梦。睡梦之中，全是与心上人相守相聚的情景，醒来之后，却只有回忆。本想倚靠着闲窗，静数落花，但脑海里却满是关于两人在这窗前依偎看花的回忆。
这首小令与纳兰其他作品的风格截然不同，倒与南宋中期杨万里的诗（如《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蜒立上头。”）有所相似，采用白描的手法，用近乎口语的语言，描写生活细节的小情趣，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情窦初开的渴望与心上人厮守的小儿女形象。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首联点明诗题“忆”字。以净土宗的初祖慧远大师借指住一，既暗写其不凡，又表达了仰慕之情。为了合乎格律，诗人将晓钟加以倒装，以“钟晓”出之，此句写诗人听到京城的晓钟后，联想起住一所居山寺的钟声，想起久别的朋友。由于寺院的晓钟对于尘世中凡夫俗子来说，既宣告着宁静安详的结束，又预示着喧嚣熙攘的到来，往往最能打动人心，而感觉敏锐的诗人更能由此激起其内心的深层次体验，回忆起过往的相关人事，因此，本诗的“钟晓”意象也就能加入到对后世读者影响深远的唐诗钟声意象群落之中，成为唐代文学的一部分。尾联从”忆”字着笔，写两人在前一年的冬季，聚首青灯古寺，品茗吟诗，围炉夜话。以“炉烟”之“消尽”、“寒灯”之“晦”的物态变化来写夜色深晚，从时间上久写畅叙未眠之状，表达两人情谊之深。结句为一奇境宕出，写两人彻夜畅叙后清晨所见之雪景——馒天皆白，雪压松枝，好一个银色世界，好一个傲写青松。这景色不仅表现环境清绝高洁，而且还富合着住一不染一尘的高洁出世形象。
此诗构思巧妙，其一表现为以东晋高僧慧远作比，其二表现为景物烘托法运用得恰到好处，全诗除首句“别远公”外，无一语言及住一，然而“炉烟”、“寒松”、“童子”、“雪松”及山寺晓钟声中无不有其人在。
这首诗写晓雾、初日中的江南秀色，红绿辉映，山水明丽，虚实相生，浓淡得宜，俨然一幅写意山水。
首联点明过大通驿的时间：早雾刚刚散去，朝阳尚未升起。不说雾散而用醒字，不仅把无知无觉的晨雾，比拟为有情有意的佳人，且一语双关，早行的旅人，大概也是才醒吧？不说旭日未升而用吐字，使读者感受到朝阳于转瞬之间喷薄而出的气势。夙朝两个时间名词和才未两个副词，巧妙地扣紧诗题的早字。首联即对仗工稳，于平易的叙述中，已见出作者驾驭文字的功力。
颔联描写大通驿周围的景色：遥望青烟袅袅，市镇依稀可辨；朝霞映红树木，仿佛忽然移到了河湾。诗人的观察是精细的：炊烟一般呈淡蓝色，但在这里，青山绿水把它染成了翠绿色。诗人的想象是丰富的：树木本来融汇在绿色的山水之间，但在朝霞忽然照射之际，变成了红色，鲜明地突现出来，好像一下子移植到河湾来，树仿佛活了。此联重在写晓雾、朝霞的色彩之美，红绿辉映，鲜艳明丽，给人以新奇之感。
颈联作者拓展视野，进一步发挥想象：清风吹皱江水，泛起微微涟漪，像轻绸软缎在波动；九子山巅高出云表，像轻轻浮在银色的海面。软字借触觉表现视觉，轻字假重感描摹观感，均巧妙地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把水波云海写得可触可托。这两句，上写近景实景，下写远景虚景。九子山，现名九华山，与峨眉、五台、普陀合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在青阳县西南，面积一百余平方公里，有九十九峰，以天台、莲华、天柱等九峰最为雄伟。主峰十王峰海拔1342米。据《太平御览》记载，此山奇秀，高出云表，峰峦异状，独特别致。李白有诗赞曰：天河挂绿水，绣出九芙蓉。刘禹锡也曾叹道：奇峰一见惊魂魄。但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的九华山，毕竟距大通驿有百里之遥，作者当时未必真的看到了轻浮云表的九峰之颠。云轻九子山，大概得益于作者丰富的地理知识，是从中生发的想象吧。
尾联则由眼前的自然美联想到艺术美：即便是擅长山水画的五代后梁画家荆（浩）关（仝）再世，要描画这山光水色，也得为笔墨浓淡费一番斟酌吧！尾联二句，暗含两层意思：一是大通驿附近景物，很像荆关笔下的山水画卷，这是由实景联想到虚景，用自然美类比艺术美。二是即使以荆关的大手笔，也难以写尽此间山水之妙，这是以虚景衬实景，用艺术美来烘托自然美。前一层意思较含蓄，后一层较显露。总之，是以虚衬实，虚实相生，读来仿佛景中有画，画中有景，意境深邃，耐人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