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酒浇愁，大概是中国文人最常见的消愁方式了。一生沉浮于牛李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常年寄人篱下，满腹忧郁，一直坎坷不遇，自然也与酒结成了好友。这首《夜饮》诗，就抒发了他远在异乡，身患疾病，借酒消愁的苦闷、悲凉心情。
“卜夜容衰鬓，开筵属异方”，诗的头两句就道出了他心中的这种苦闷，为全诗打上了一层哀怨、凄凉的底色。诗的首句用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典故，陈敬仲为齐国工正（春秋时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的官），一次，他请桓公饮酒。桓公在酒宴上喝得很痛快，天黑时，桓公命令举火继饮。陈敬仲辞谢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后来便称畅饮无度、昼夜不休的饮酒为“卜昼卜夜”。当然，李商隐这里的“卜夜”并非指夜以继日寻欢作乐的饮酒，而是用此典以扣诗题“夜饮”。对夜饮的原因诗人作了两个解释，一是“容衰鬓”。酒能伤身，催人衰老，尤其在心情不畅之时，更是如此，而自己此时虽然刚过四十，就已两鬓斑白，恐怕只有在夜的玄衣之下，才能掩盖自己未老先衰的情景了。二是“属异方”。身为幕僚，远在梓州，夜晚寂寞苦闷之时，自然更加思念家中的亲人。当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美好想像，早已被现实击得粉碎。此时诗人感受最为强烈的却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诗经·君子于役》），在这个最易引起游子感伤的时刻，更促使他举杯消愁。同时，这两句诗还与那些“卜昼卜夜”欢快的饮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衬托出此时此地的夜饮不过仅仅是为了解脱“衰鬓”与“属异方”的内心苦闷而已，其中深深地蕴含着诗人不得志而又难以道出的隐忧。
在这种心境状况下饮酒，自然一切都是悲凉的，所以诗人接下去写道：“烛分歌扇泪，雨送酒船香。”这两句在手法上说是承“开筵”说夜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承“容衰鬓”与“属异方”，更深一层地写自己的心情。酒席筵上的歌舞在他人听来、看来是欢快的，有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的兴奋。但在诗人耳中、眼中，歌声是悲怆的，舞蹈是忧伤的，无心的蜡烛似乎也在垂泪，惟有酒飘散着醉人的芳香。诗的第四句用了《晋书·毕卓传》中的典故：“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典中之酒船，指的是盛酒之船，意思是嗜酒畅饮者以沉浸酒乡为人生第一乐事。“酒船”还指船形的酒盏，如《松窗杂记》说：“一少年持酒船，……上连饮三银船。”这里的“酒船”当即指酒盏，也同时借用了毕卓“拍浮酒船中”之意。不过，诗人却没有毕卓那样看透一切、放浪形骸的胸怀，只是欲象毕卓那样沉浸酒乡之中而忘却现实的一切，忘却胸中的烦恼与苦闷，这就决定了他只能举“酒船”闻酒香、品酒香，而不会象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他还要走仕途、奔功名。所以，接下去的两句诗，诗人笔锋一转，曲折含蓄地点出他夜饮，他心情苦闷的根本原因。
“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这两句诗直道身世。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四十岁时，由徐州幕府归京，又受聘于梓州幕府，至此在蜀地已三个年头。但柳仲郢也并没有格外重用他，三年来，李商隐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幕僚而已。这里的“三年客”可以是实指，指在梓州幕中已经三年。同时，“三”在中国的数目字中含有多的意思，也可以指他多年在“江海”为客。可见，这一句诗实际又吐露了他一生大半时间为幕僚的身世。下句点明“江海三年客”的原因，是“乾坤百战场”，意思是说，是天下的战乱才使他多年为客在外。晚唐时期，世事多艰，外族入侵，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战火连年不息，而朝廷之内的党争又愈演愈烈，大唐王朝已明显地露出日薄西山的局面。这句诗是感叹时事，但也在感慨自己的身世。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说此诗“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强摹悲壮之钝汉也”，“借时事以兼慨世途也。”这两句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国家前途联结在一起，具有杜诗感慨世事的悲壮风格。但与杜诗相比，李商隐的重心似乎更多地落在个人多艰的命运上，故而又缺少杜诗的那种忧国忧民、振奋人心的精神。尽管如此，这两句诗也在全诗忧怨的声调中注入了悲壮的音响，显示了诗人并非仅仅在感慨个人命运的多虞，沉醉于酒乡。有此二句，全诗基调为之一振。
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感叹的话，具有悲壮的色彩，那么，最后两句又完全落到了诗人自己身上：“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这两句诗的意思当为“淹卧剧清漳，谁能辞酩酊”，之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押韵，使句法有所变化。“淹卧剧清漳”是用三国时刘桢之典。刘桢是东平（今属山东）人，他寄居山西时作的《赠五官中郎将》诗说：“佘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抒发了久病异乡内心的凄凉。此后，人们便以久病异乡称为“卧清漳”。也许这个典故太符合李商隐的身世了，因而他对此典有着特殊的爱好，在诗作中屡屡用及：“可怜漳浦卧，愁绪独如麻”（《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梓州罢吟寄同舍》）；“刘桢元抱病，虞寄数辞官”（《楚泽》）；“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倘若不曾特别触动他的身世，他是不会在诗中这样三番五次地用同一典故，而且还有完全相同的诗句出现在不同的诗中。同时；这也说明不论是入谁的幕府，诗人的心情也始终都是凄凉、悲伤的，在这首诗里，他不禁又借用此典吟咏身世，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地悲苦，何等地凄凉，这又怎能不使他要以酩酊大醉来消遣自己的愁怀，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呢!结尾两句，既扣题，又沉郁蕴藉，十字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悲痛，无限的身世之慨，命运之叹，耐人回味。
李商隐的诗以喜用典、善用典而著称，曾被后人称为“獭祭”。在这首短短的四联八句诗中就用了三个典故。但这里的用典却并无堆砌的痕迹，而能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之中，浑然无迹，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的身世，他的抑郁情怀，增加了这首诗的含量。同时，这首诗句句写饮酒，句句又不离自己的身世之慨，一唱三叹，抑扬转合，“欲回天地”（《安定城楼》）而不能，却不得不侧身显贵之列迎送应酬，强做笑脸的辛酸之泪，深深地浸透在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有回肠荡气，凄断欲绝之感，堪称感慨身世中的佳作。
此诗三章，全以采摘某种植物起兴。这是上古时期吟咏爱情、婚嫁、求子等内容时常用的手法之一，也就是说，在上古时期，采摘植物与性有着某种神秘的或是象征性的联系，至于两者之间在文化上为何能牵系在一起或如何发生瓜葛，这与原始交感巫术有关，在此不作详论。但若从现代美学角度来看，以采摘植物起兴爱情等题材，在审美上和爱情上倒也有一定的同构同形关系，因为炽热的情欲与绿意葱茏的草木都可给人带来勃然的欣悦。所以，以“采唐”“采麦”“采葑”起兴，在含蓄中有深情，形象中有蕴意。
“兴”以下的正文中，主人公完全沉浸在了狂欢后的甜蜜回忆里。除每章改换所欢爱者外，三章竟然完全相同，反覆咏唱在“桑中”、“上宫”里的销魂时刻以及相送淇水的缠绵，写来又直露无碍，如数家珍。似乎以与多位情人幽会为荣乐，表现了一位多情浪子渔色后的放荡、得意心态，其句式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正是这种心态的表露，尤其每章句末的四个“矣”字，俨然是品咂、回忆狂欢之情时的感叹口吻。近人或认为孟姜、孟弋、孟庸当是一人，若如此，似不合《诗经》中运用复沓的家法。《诗经》中用复沓虽只更换个别词汇，但无论更换的是动词、名词，诗意上多有所递进或拓展，比较典型的如《周南·芣苢》中的“采之”“有之”“掇之”“捋之”“袺之”“襭之”，一字之差，却记叙了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若此诗中三姓实指一人，一者整首诗三章全为重复，不免过于臃肿拖沓，毫无意味；二者也与“群婚性的男女欢会”的诗意不合。
此诗若依自古以来的“用诗”体例，抛开其隐含的本意，作为一首热烈活泼的情歌来看，也无不可。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自言自语，反复咏唱，每章的前半段只换了两三个字，采集对象换了，地点变换了，美女的姓氏换了，而后半段一字不易。无论是等待、幽会还是送别分手的地方，都没有变换。主人公完全沉浸于自己和美女约会的美好回忆之中。
唐代边塞诗的读者，往往因为诗中所涉及的地名古今杂举、空间悬隔而感到困惑。怀疑作者不谙地理，因而不求甚解者有之，曲为之解者亦有之。这第四首诗就有这种情形。
前两句提到三个地名。雪山即河西走廊南面横亘廷伸的祁连山脉。青海与玉门关东西相距数千里，却同在一幅画面上出现，于是对这两句就有种种不同的解说。有的说，上句是向前极目，下句是回望故乡。这很奇怪。青海、雪山在前，玉门关在后，则抒情主人公回望的故乡该是玉门关西的西域，那不是汉兵，倒成胡兵了。另一说，次句即“孤城玉门关遥望”之倒文，而遥望的对象则是“青海长云暗雪山”，这里存在两种误解：一是把“遥望”解为“遥看”，二是把对西北边陲地区的概括描写误解为抒情主人公望中所见，而前一种误解即因后一种误解而生。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诗人在开篇描绘了一幅壮阔苍凉的边塞风景，概括了西北边陲的状貌。这两句话的意思是：青海湖上的天空，长云遮蔽，湖北面绵延着的雪山隐约可见，翻过雪山，就是河西走廊荒漠中的孤城，再往西，就可以看到玉门关。在唐代，西边有吐蕃，北边有突厥，当时的青海是唐军和吐蕃多次交战的地方，而玉门关外就是突厥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两座城池是唐重要的边防城。看着青海和玉门关，就使 战士想到曾经在这两个地方发生过的战斗场面，不由心潮澎湃。可见这两句写景中包含丰富的感情，有戍守边疆将士们对边防的关注，有他们对自己能担负保家卫国责任的自豪，也有边疆环境恶劣，将领戍边生活艰苦的孤寂心情，种种感情都融进了这苍凉 辽阔、迷茫昏暗的景象中。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于此七字中概括无遗。“百战”是比较抽象的，冠以“黄沙”二字，就突出了西北战场的特征， “百战”而至“穿金甲”，更可想见战斗之艰苦激烈，也可想见这漫长的时间中有一系列“白骨掩蓬蒿”式的壮烈牺牲。但是，金甲尽管磨穿，将士的报国壮志却并没有销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炼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越写得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盛唐优秀的边塞诗有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抒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本篇就是一个显例。可以说，三、四两句不是空洞肤浅的抒情，正是因为有一、二两句那种含蕴丰富的大处落墨的环境描写。典型环境与人物感情高度统一，是王昌龄绝句的一个突出优点，这在本篇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此诗是感物而起兴的。“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暮春三月，寄寓在宣城的李白，觉得昏花的老眼中忽然映入一片红色，仔细瞧，原来是杜鹃花开了。这杜鹃好像就是故乡的花。诗人的乡思因此被触动了。
在蜀中，每逢杜鹃花开的时候，子规鸟就开始啼鸣了。子规鸟，又名杜鹃，花与鸟的名字相同，也是勾起诗人联想的一个原因。这鸟，相传是古蜀帝杜宇的精魂化成。杜宇号称望帝，他自以为德薄，于是禅让了帝位而出亡，死后化为杜鹃鸟。暮春时节，它就悲鸣起来，鸣声仿佛是呼叫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昼夜不止，一直啼叫得嘴边淌出血来。此刻，诗人耳边似乎响起了子规鸟的蹄叫声，一声声地呼唤他归去。
诗的一、二句，形成自然的对仗，从地理和时间两个方面的对比和联结中，真实地再现了触动乡思的过程。这两句的语序倒置：本来是先看见宣城的杜鹃花，才联想到蜀国的子规鸟，诗人却将它倒了过来，先写回忆中的虚景，后写眼前的实景。这样，就把故国之思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表明这故国之思原本就郁积于心，此时一旦勾起，大为凄苦强烈。然而，被乡思苦苦折磨着的诗人，眼下不能回到故乡去。青年时代，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要到故乡之外的广阔天地中去实现宏伟抱负。本想功成名退再荣归故里。不料功业无成，老来竟落到这步田地，他觉得没有面目见蜀中父老。何况，李白眼下困居宣城，拖着老迈的病体，也无法踏上旅途。飘泊终生的诗人，到头来不但政治与事业上没有归宿，就连此身也无所寄托，遥望着千里之外的故乡，他心中的悲戚可想而知。
三、四句，分别承接一、二句，进一步渲染浓重的乡思。首句说“曾闻”，第三句则强调了真切如闻：子规鸟的俗名，就叫断肠鸟，“一叫一回肠一断”，它啼叫起来，没完没了，诗人的愁肠也断成一寸寸了。末句点明时令，用“三春三月”四字，补叙第二句；“忆三巴”三字，则突现了思乡的主题，把杜鹃花开、子规悲啼和诗人的断肠之痛融于一体，以一片苍茫无涯的愁思将全诗笼罩了起来。诗的三、四句看似对仗，其实对得又不甚工。诗句把“一”“三”两个字各自串连起来，纡结萦回，使人感到乡思袭来时无比的悲切伤痛。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