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从反面切入,写聚会,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然后次句以“未拟还”拉回,又以谢朓比谢榛,切姓,又切身份;颔联由上“未拟还”生出,把他不归说成不得归,暗中达到颂扬的目的;颈联在谢榛布衣的身份上做文章,说他不屑仕进,而交游遍天下;尾联收缴全篇,说他终将与妻子高隐;尾联一纵一收,收放自如,巧妙地化用典故,为谢榛转圜,把他高人诗客与出入京华富贵之家的形象组织在一起,处处为他占身份,虽是颂扬,但颂扬得十分得体。
京城送走了严冬,又迎来了春天,路边的杨柳抽出了长长的嫩条,正好供行人攀折话别,而谢榛却游宴歌咏于京师,还没有回乡的意思。古人有折杨柳送别的风俗,《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后诗词中多引为赠别语,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这首诗写的是聚会,却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非才力大于凡人者难以做到。对句以谢朓比谢榛,即切合其姓,又符合他诗人的身份。而西园又是达官贵人府第的代称,并以文人游宴赋诗而著名,谢榛在京城与当朝大佬过从甚密,诗用西园典,与他的行事密切吻合。李攀龙论诗与“前七子”遥相呼应,力主“诗必盛唐”,特别心醉杜甫。杜甫的赠人诗以用典切合人的姓氏身份著称,如《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不知沧海上,天遣几时回”,用张骞泛槎事切其姓。又如《敬简王明府》:“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以汉叶县令王乔比王明府,切其姓与身份。李攀龙此句正是他学杜甫的经意之作。
古时提倡清高,对隐逸之士往往推许褒扬,对曳裾侯门者往往多微词。所以首联说了谢榛滞留京师不归,出人权贵之门后,颔联立即拉回弥补。诗说谢榛年事已长,由于苦吟和久居他乡,暗换了青青发,每逢春天到来,魂梦不由得萦绕着故乡的青山。这就把谢榛不归说成了不得归,他出入朱门也就非其所愿。而是由于权贵们仰慕他的诗名。这样对谢榛出入人海的行止作解释,便达到了颂扬的目的。
颈联在谢榛的身份上大作文章,说他生当清明盛世,正是可以出仕为帝室效力的时候,他却托病不起,甘以布衣终其身,虽然无官无禄,清寒贫苦,却结交遍天下,声名籍籍。尾联则进一步说谢榛虽然目前游走京师,最终仍然要像隐士庞德公一样,偕妻子高隐故乡。这两联仍然是一纵一收,处处为谢榛转圜,把他描绘成高人与诗客的结合体,为他占尽身份。虽是颂扬,而颂扬得非常得体,不露谀媚之态,无论是受者、旁观者都能坦然接受。
读古诗时总感觉到写赠答诗犹如送礼,措手颇费斟酌,且碍于情面,很难写得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更难表达真实感情。李攀龙这首诗巧妙地化用典故,收放自如,以精湛的技巧弥补了感情的不足。
这首诗是作于李攀龙与谢榛刚刚缔交时,诗竭力加以捧扬赞美。后来李攀龙论诗与谢榛发生龃龉,王世贞等人站在李攀龙一边,干脆把谢榛排斥在七子之外,自己做起领袖来。明代的世风,到了嘉靖年间已日现颓势,反映到诗人中,便同类相引,异己相斥,互相攻讦,忽离忽散。“后七子”后来一遭公安派的轰炸,马上溃不成军,未尝不是这种世风下的必然结果。
《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矣《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矣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矣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矣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
此诗题目特别,《诗经》大多是取首句语词为题,有的虽不是首句,但亦是诗中的语词,而“常武”一词不见于该诗,故说诗者议论纷纭。《毛诗序》谓其意是“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朱熹《诗序辨说》申此说“盖有二义:有常德以立武则可,以武为常则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对此,姚际恒《诗经通论》驳道:“诗中极美王之武功,无戒其黩武意。毛、郑亦无戒王之说,然则作《序》者其腐儒之见明矣。”王质《诗总闻》谓“自南仲以来,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常武”是乐名,他说:“武王克商,乐曰《大武》,宣王中兴,诗曰《常武》,盖诗即乐也。”近人或以为古常、尚通用,“常武”即尚武,与诗旨正合。
此诗赞美周宣王率兵亲征徐国,平定叛乱,取得重大的胜利。诗人的叙述基本按照事件的发展:首章写宣王委任将帅并部署战备任务;第二章通过尹氏向程伯休父下达作战计划。这两章着重记述史实,一一交代重要人物,虽然极为简括,但却把形势、任务、目标乃至进军路线都说清楚了。这自然是最高统帅宣王的杰作,诗人以最简洁的笔法,表现了宣王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气魄与指挥才能。
第三章写进军。诗人先从“我方”着笔:天子亲征,沉稳从容,战士行军,不紧不慢,充满一种胜券在握的坚定信心。而敌方,在诗人笔下则是另一番景象:徐方阵营骚动、震恐,以致如五雷轰顶,仓皇失措。一镇定,一惊慌,两相对照,显示出王师强大的力量,未战已先声夺人。
第四章写王师进击徐夷。诗人以天怒雷震,比喻周王奋发用武;以猛虎怒吼,比喻官兵勇敢,极力突出王师惊天动地的气势。以此击徐,无异泰山压顶,自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王师迅疾深入淮河腹地,切断了徐淮的联系,还俘获了大批叛军,进而扎营于此,为剿灭敌人作准备。全章八句,前用比,后用赋,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进军的形势,充分显示出王师的压倒优势。第五章写王师的无比声威。诗人满怀激情,借助精巧选词,串联比喻、排句,饱蘸笔墨,歌唱王师。这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
第六章写王师凯旋,归功天子。诗人先颂扬天子计谋允当,再说胜利是“天子之功”,然后写到王下令“还归”,叙述次第井然。“王曰还归”回应篇首“王命卿士”,一反映今日胜利的踌躇满志;一表现昔日大敌当前的凝重心境,前后鲜明对照,首尾相连,结构完善。此章造句颇奇特,双句、单句“徐方”二字交替使用,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曰:“‘徐方’二字回环互用,奇绝快绝!”诗人反覆提出“徐方”,正见出对这次平徐胜利的特别重视与喜悦。徐为淮夷大国,屡与朝廷抗衡,今已降服来朝,自然极为可喜可贺,要津津乐道;同时又是天子亲征,诗人怎能不张大其功,宣扬徐方“既来”、“既同”、“来庭”、“不回”。可见连用四个“徐方”既是内容使然,又是抒情志感的需要,并非故意造奇。
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很发达,但如《大雅·常武》一诗,尽管在细节的叙述上精详远不及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却也神完气足,其叙事虚写与实写的巧妙结合,尤为一大特色,从诗歌艺术上说,即使与古希腊罗马史诗相比,似也不遑多让。
这是本题现存最早的两首。其后才有唐朝张若虚的同题诗《春江花月夜》。杨广此首借题生义,一扫艳媚。黄昏远眺长江岸,暮霭沉沉,江水浩淼。“平不动”是水波不兴。江面平坦宁静,江边春花如火,开得满满当当。他写春夜潮生,江水滔滔。“将月去”,“带星来”将水波激荡,月星交辉的情景写得极宏大,于写景的壮阔中写出了时间的流逝。寥寥四句诗,将春江花月夜收纳其间,绘出一幅江月胜景图。“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缓缓读来,如欣赏清秋月夜之画,风致婉然。此句好在平实,一个“将”字,一个“带”字,都是比较虚的动词,不会破了月明星稀的安稳美感。
如果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相比,可清楚地看出其描写春江花月夜景是受到本篇启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广这首诗在描绘春江花月夜花开景色这方面,具有开先河之功,起了示范之用。诗中一个“满”字写出了花多无隙、簇簇挤挤之状。而“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这佳句描绘了一个绝妙的江流扶明月,潮水拥星光的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启发了张若虚的灵感,在他的《春江花月夜》中脱化出:“海上明月”的优美诗句。“潮水”这一意象又启示张若虚在诗中开拓出一个极为阔大的春江意境。
杨广的诗风对后代诗人也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他的诗中佳句,常成为后世诗人模仿之,甚至袭用之,如《诗》(本篇见载于《笔麈》,可能原有诗题):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
诗中的前3句,就被宋代著名词家秦观在名作《满庭芳》词中几乎完全袭用。如其中“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就是袭用的例子。元代著名词家马致远作有一首名词《天净沙·秋思》,其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亦是受上述杨广诗句的影响而化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