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片主要描述晚春园苑中的美丽景色，下片主要记述词人与朋友在园苑中聚会的快乐情景。全词语言清丽，善用典故，体物入微，风格雅致。“闲”字是一词之骨。
此词上片，“翠幕”两句写庭花。此言晚春天气树上绿叶浓荫密似帷幕，掩映着深深的庭院，但院中尚有晚开的花显示出红艳艳的色彩，优闲自在地竞放着。“春不断”两句，述园景。言春天的景象到此时还随处可见，园中的亭台楼阁在一片浓荫下自成春趣。“紫燕”四句，承上写园景。言园中景色优美，抬头可以仰望到雏燕学飞，所以竹帘上的燕窠空荡荡的一片寂静；低头可以俯视池鱼嬉水，在阳光下可见金鳞闪烁，使池水仿佛显得更加的宽阔；鼻中不断地涌进来满园的花香，眼前还有翠竹的倩影凑成了这无限的春趣。这些都成了词人吟诵的对象，并激发起他高涨的诗兴，不由自主地欣然命笔写下了这一首《满江红》词。上片重在描述园中晚春的景色。
词的下片主要抒情，抒发高朋良友之间的“闲问字，评风月”的幽雅闲适之情。“闲问字，评风月，时载酒，调冰雪”二韵，承上“闲情”、“吟笔”，描绘词人与文友们互相酬唱赠答，饮酒作乐的生活。这里“闲问字，评风月”是朋友们在一起闲论风景、创作等问题。《南史·褚彦回传》：初秋凉夕，风月甚美。”杜甫《日暮》诗：“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蠡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叙》：“使徒作风花雪月之词，记儿女缠绵之事，则未免近于导淫，”梦窗这里描述的生活，类似陶渊明在《移居》中所写“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那种良友过从谈论之乐。“似初秋入夜，浅凉欺葛”一韵，承“调冰雪”引发一种凉爽的感觉，就好像初秋之夜，微微的凉意袭身。“似”字，“浅”字用得极准确，“欺”字灵动，奇巧。不说衣单，而说天凉（气候）欺负葛布之衣。将自然界的天气拟人化了。“人境不教车马近，醉乡莫放笙歌歇”一韵，化用陶渊明《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意境，作者也幻想像陶渊明那样，在田园隐居生活中享受宁静闲适的情趣，从精神上远离官场和尘俗生活的打扰。“倩双成、一曲紫云回，红莲折”一韵，承“醉乡”，词人酒醉之后进入梦乡，也和唐玄宗一样在梦中听仙女们演奏仙曲。“红莲折”表现仙乐的艺术效果，又与上片“露红”“花香”应照。
词中也隐约透露出对世外桃源的仙境的向往心境。这首词在艺术上主要是优美的景色烘托词人的闲情逸致，情景交融，韵味隽永。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首诗，前二句是写过宋之问旧庄，后二句则写对旧庄而有感。
第一句“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是交代事件和地点，用场景的描写勾勒出萧瑟零落的场景，为全诗奠定感情基调。
第二句“枉道祇从，吟诗许更过”，是全诗的主旨。杜甫之所以枉道过宋庄，而且那么匆忙，主要在于他相当尊重宋之问的诗作，所以他说：为了吟诗，也许会再一次访问这位诗坛前辈的故居。宋之问媚附张易之等权贵，以善写应制诗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其人杜甫是不取的，所以全诗只及其诗，不及其为人。杜甫能做到不因人废诗。
第三句，“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是说访宋之问的子孙家世，对着依然如故的山河，感到十分冷落、孤寂。为宋之问“迹在人亡”而感到悲伤。
末句“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是通过将军树来借景抒情，增加了悲凉的色彩，通过该句把悲凉的气氛勾勒出来，悲凉之情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