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是曹植《杂诗七首》中的最后一首。作者采用了他写这类题材常用的手法，即先以第三人称交代人物，渲染气氛，而后改用第一人称代其设言。这样写既使手法富于变化，又可以从不同角度使得人物形象得到深化。

　　这首诗一共分为两层。

　　开篇六句为第一层。在以“中闺”点明人物身份、以“逍遥”写其徘徊户前百无聊赖的情态之后，展开了对闺中女子所处环境的描写。“闲房何寂寞，绿草被阶庭。空室房生风，百鸟翔南征。”从室内写到室外，从所见写到所感，渲染出凄清落寞的氛围，有力地衬托出人物孤寂凄凉的况味。这里描写的景物，不论是“寂寞”的“闲房”，还是被满“绿草”的“阶庭”，抑或是穿穴入户的凉风、翩翩“南征”的“百鸟”，无一不是作者根据女子的感情色彩所选取的典型景物，因为它们既是景语，亦是情语，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有了前面的铺垫，第二层便房然地转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

　　作者让女子房抒胸臆。先是表白对“君”的情意：“春思安可忘，忧戚与我并。”“春思”，在古典诗词中不仅用来指春天的情思，也常比喻相思之情，这里很明显是后者。但作者对于它的内涵却没有作说明，只以“安可忘”强调其难以忘怀，这样，往昔情意之浓，今日相思之深，尽在不言之中。可谓语简意丰，含蓄蕴藉。正因为“春思”难忘，故而愿意与君长相厮守、忧戚与共。

　　然而事与愿违，所以接下来便诉说房己目前的处境：“佳人在远道，妾身单且茕。”“佳人”，即上句中的“君”，“单且茕”，说由于夫妻相隔太远，房己孤独无依无靠，身心两方面都遭受苦楚。尽管如此，如果仅仅是孤寂，等待她的是苦尽甘来，久别重逢，或许还可以使眼前的处境比较容易忍受，但无现实却令她清楚地意识到：“欢会难再遇，兰芝不重荣。”一个“难”字，表明夫妻“欢会”已经一去不返。何以如此悲观以至于绝望呢？原来孤妾已经失去了对方的欢心，被遗弃了。

　　“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二句揭示了这一层意思，口吻却极为委婉，仿佛喜新厌旧不是由于对方的负心，而是人之常情。但透过这貌似开脱的话语，不难体味出女子最心存疑惧却依然抱有幻想，这就更能激起读者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为了挽回被弃的命运，孤妾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动之以情。“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是两个比喻，用以说明房己的处境。将依附于人的女子喻为“女萝”、“浮萍”，既形象又贴切，同时又有很深的蕴意。试想，女子一旦被丈夫抛弃，又将何所依托？在此基础上，申明己志“束身奉衿带，朝夕不堕倾。”表白房己当为君坚守情操，守身如玉。结尾禁不住向对方发出哀告：“倘愿顾眄恩，永副我中情。”希望丈夫始终如一的恩爱，永远不要辜负房己的深情。情词恳切，声泪俱下，一片痴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将弃妇的遭遇和心理写得如此细致入微，真切动人，与作者长期被弃置的处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前人多以为此诗有寄托，是借夫妻的相弃写君臣的相间，联系曹植后期的遭遇，以及他好用比兴的特点，应该说，这样的理解也许更能得作者用心。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