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在《草堂诗余别集》中题作《闺情》,写女子追忆与爱人的相别以及别后相思,抒发了闺中少女的相思之情。词句质朴率真,哀惋动人,是历来广为传诵的名篇。
此词上片追忆“去年今日”与爱人临别时的情事,下片写自从别后的相思苦况。
上片忆与爱人离别时的情景。“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这首词开头三句是说,今年是四月十七日,去年这个日子,正是与你离别的时候。连用记载日期的二句开头,是这首词的创格,在整个词史上也属罕见。在一首抒情小令中能大胆运用这种写法,而且在艺术上博得了词论家青睐,这是不能不推韦庄为首屈一指的。二句看似漫不经意,太显太直,其实不然。这个日子,对于这位闺中少女来说是神圣难忘的,他朝思暮想,魂牵梦萦,引为精神寄托。因而在一周年的时候,她会情不自禁的脱口而出惊呼,所以这二句不啻是这位少女心声的结晶。尤其“正是”二字非常传神,令人如闻其声。这个发端不是纯客观的记录,而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主观抒情,因而赋予日期以生命,爆发出闪亮的艺术光彩。不仅如此,这个日期的出现,除了特指当日事件外,还凝聚着少女一整年的绵绵情思,内涵相当丰富,很耐品味咀嚼。因此辩证地看,这二句既直又曲,既显又深,是极具匠心的精彩之笔,也正体现了韦庄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的本色。
“别君时”,是过渡句。从时间过渡到事件,点明所写的是离情别绪:词的主人公也由隐而显,身份是与郎君叙别的少女。在此际点出这两层意思,真是恰到好处。它既不妨碍首二句蓦然推出时间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艺术效果,又顺理成章的为后两句的精心描述做了铺垫,安排巧妙。
“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这两句是说,忍住泪水假装着低下脸,含羞皱着眉头。两句纯用白描,摹写细节,是刻画少女别情的妙品。“佯”是掩饰,但并非感情上的做作,而是基于感情上的真挚,她虽克制忍泪而仍担心被郎君察觉而伤感,因而低下脸来。此时此刻要一个纯真少女强颜欢笑也难,半隐半现“半敛眉”的情态造型无疑最惟妙惟肖。“含羞”则是有万千知心话要叮嘱,但欲说还颦,难以启齿。举凡少女细腻真切的心理活动,玲珑剔透的面部表情,在这两句中无不写得委曲有致,层次分明。作者能敏感的捕捉到如此幽隐细微的镜头,并予以艺术的再现,除了很高的文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他不是旁观者,而是注入了自己的一片深情,因而使这一联成为词苑奇葩。
下片抒别后眷念。“不知魂已断”,是过片。“魂断”即“魂销”,江淹《别赋》云:“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紧扣上片“别君时”,承上;只好“空有梦相随”,启下,过渡自然,不留痕迹。“不知”故作糊涂,实指知,但比知更深更悲。知是当时,是如今,还是这一年,却又不知。事实上,三者已融于一起,无从分别,也无需分别。君去人不随,也不能随,只好梦相随。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这里的梦是凄苦的,是在无法选择的前提下,不得不选择聊以慰藉的方式,可见相思之深,相思之苦,相思之无奈。
“除却天边月,无人知。”“天边月”与首句“四月十七”在时间上相应。“无人知”即是不知,重复上文,加强凄苦。魂销梦断都无法派遣相思之苦,那就只有对月倾诉了,这是古人常用的寄托方式,没有人知道,但明月知道,不仅知,还理解,更会把这一切记住,作为见证。在少女的心目中,月竟成了她在人间的唯一知己,这是十分无奈的选择,更见其孤独,寂寞。况且明月的“知“,本是子虚乌有。寄托相思,相思却更浓,排遣相思,相思却更深。真是欲哭无泪,欲罢不能。少女受相思折磨,为相思煎熬,楚楚动人,愈发憔悴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为之流泪。
这首词也可以看成是男子的回忆。刘永济先生《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评道:“此二首(包括后一首《女冠子·昨夜夜半》)乃追念其宠姬之词。前首是回忆临别时情事,后首则梦中相见之情事也。明言‘四月十七’者,姬人被夺之日,不能忘也。”
文章第一段交代了写《醒心亭记》的有关背景及写“记”之缘由。在介绍“醒心亭”之前,作者先介绍了“丰乐”亭。“滁州之西南”,示方位;“泉水之涯”,写环境;“欧阳公作州之二年”,记构亭时间:文笔交代简洁。作者所以写丰乐亭,用意在于以丰乐亭作背景,一方面引出醒心亭的位置,丰乐亭往东几百步的高山上;一方面交代了“醒心亭”的环境。写“丰乐亭”就是在描绘“醒心亭”的画面背景。作者行文纤徐曲折,不开门见山,直至段尾才开始点题。这并未使人感到烦琐,而是使画面更加丰满。
文章第二段写醒心亭之胜。作者以“饮”和“望”两字,概括区分了“丰乐”、“醒心”二亭不同的用途:前者用于饮酒,后者用于览胜。一个“望”字,总领景致之叙:群山相环,云烟弥漫,旷野无垠,草木茂密,泉水清冽,山岩峻秀。作者所以写“望”中之景,是为了引出“望”中的感受:耳目一新,心中畅然清爽,从而点明醒心亭所以名“醒心”的原因,并进一步指明“醒心”一词的出处及典故。按韩退之诗《北湖》关于“醒心”句的一首是:“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这一引证,也曲折地反映着欧阳修这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对于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的推崇。韩愈擅古文,并非以诗称擅者,《北湖》又非韩愈有名的文章,而欧阳公熟知,可见韩愈诗文之被推重。结句“取乐于山泉”,总结了建亭的心旨,为下文议论的生发作了铺垫,既有“总上”之功,又是“启下”之设。
文章第三段的议论,文眼在“乐”字上。承上段“取乐于山泉”,引出“公之乐,吾能言之”,这句总领全段,来说明欧阳修之“乐”的内涵。第三段有两处璧瑕:其一是,曾巩把“夷狄乌兽草木”,列在一起。反映出了他的“大汉族”的封建正统意识,对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歧视;其二是,曾巩把当时的宋王朝的统治讴歌为“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是失实的。虽然,这是当时文章通行的一种时代局限,但毕竟是白璧之瑕。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种移情只不过是在被贬蒙诬中,表现了一种旷达的情志而已。滁州是个小州,无从施展抱负,只好纵山水之情罢了。
文章第四段文眼在“难得”二字,“几百年才能有这相的”,写欧阳修之贤难得。现在的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但百年、千年之后,人们一定会确认这个问题。蕴含的意思是:历史自有公论。欧阳修以流言攻讦被贬到滁州,身被非誉之名,且有涉罪之嫌,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者,曾巩的“公之贤”难遇”说,既是殉流言的反击,也是对欧阳修的声援。当世人不能理解欧阳修,后世人自垫有公论。这是曾巩的一段曲笔。
东汉时期,处于外戚、宦官篡权争位的夹缝中的士人,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抒情,宣泄胸中的垒块。赵壹《刺世疾邪赋》就是这类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在文中化为激切的言词,尖锐揭露了东汉末年邪孽当道、贤者悲哀的的黑暗腐朽的社会本质:“舐痔结驷,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甚至敢于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执政”的最高统治者:“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最后由“刺世”发展到同这黑暗的世道彻底绝决的程度:“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
此赋在仅四百余字的篇幅中,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揭露抨击,其尖锐激烈直截了当,在整个汉赋中都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引人瞩目。赋一开始,就将批判的锋芒毫不含糊地指向了自五帝三王以来迄今一切封建末世:“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而只能愈演愈烈:“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即在于统治者“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其深刻犀利,实为一般惯于恪守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所不能及。继之又通过反复对比,对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公开曝光:“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而这一切又都由于“实执政之匪贤,近习秉其威权”,那么不贤之人能执政、宦官近习能秉权的原因说到底还在于“九重既不可启”。
这样就层层深入地活画出了具有东汉末世时代特点的那种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极端腐败的政局。因此,他义无返顾地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非存。与之毫不妥协地抗争,愤怒激越的感情,直如火山喷发,震人心魄。
此赋在抒发自己感情时直率猛烈,痛快淋漓,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揭露批判时政的深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与思想内容相协调,此赋一改堂皇典雅而为疏朗明快。